邓小平时代
本文最后更新于：2023年4月15日 晚上
——[作者] [美] 傅高义
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20年的失败不能全归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掌控设计和落实新体制的颠覆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做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中能够与他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佳信息。他要给人们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泽东在1958年那样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他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国情，也要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民接受，使国家不至于分裂。虽然他掌握着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敏于观察他的同事间的政治气氛，毕竟他要依靠这些人去贯彻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直言不讳
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
除了短暂的中断，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权力的位置，这使他得以从内部观察最高领导人对形势变化的反应。1927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道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因此他们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战略。邓小平不但参与了筹划城市暴动的工作，而且年仅25岁的他还被派往广西领导城市暴动。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时，邓小平也去那里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并学习到毛泽东是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在长征期间，邓小平参加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领导人脱颖而出。在长征结束前，邓小平有幸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不久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后来的内战中他又参与接管上海，领导向共产党统治过渡的工作，之后又担任了全国6个大区之一的西南区的领导人。
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只要他断定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小平之所以能挺过难关，固然是因为他和妻子儿女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以往克服艰难险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直到1976年他都跟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毛打倒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1930年代邓小平作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肃时，他便跟邓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毛泽东批判过邓小平两次，但从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他只是让邓小平靠边站，以便今后可能时再起用他。
到1956年时，国家已稳定有序，毛泽东原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富强。然而他却把国家拖入了想入非非的乌托邦，导致严重的食品短缺。1976年毛去世时，国家仍然处在混乱和贫穷之中。
邓小平在1978年上台时，具备许多他的前辈所没有的优势。在19世纪中叶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新技术和沿海地区的发展给中国的体制带来了多么严峻的挑战。清末的维新派对于落实新观念需要怎样的制度变革也没有清楚的认识。在袁世凯和孙中山时代，既无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能把角逐权力者团结在一起的政权结构。而毛泽东没有出国的经历，他在掌权后由于冷战的原因也得不到西方的援助。
邓小平上台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统治体系，引入了现代工业——这些都是邓小平可以利用的优势。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毛的群众动员体系已经失效，中国的科技已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邓小平能够依靠那些受过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曾被打倒，但逃过了劫难。这些重返工作岗位的老革命，愿意团结在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之下，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
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中国在1978年具备的所有这些有利条件，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作了更好的准备。他将完成近两百年来其他人试图实现的使命，即为国家找到一条富强之路。
在完成这项使命的过程中，邓小平在不同时期扮演了大不相同的角色。1949年以前他是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从1967年到1973年的“文革”期间，他利用下放农村的时间思考改革的必要。1974年和1975年时毛泽东仍然在世，邓被委以整顿国家的职责，这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他在1977年成为改革家，先是在华国锋手下工作，然后在1978年成为最高领导人。
- 邓小平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和解决问题。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
邓小平的人生经历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1949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相比，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在1937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不一定身居高位，但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中共国家建设期间，不但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而且其他一些从法国回来的人，在经济计划（李富春）、外交（陈毅）、科技（聂荣臻）、统战宣传（李维汉）等各个领域都担任了关键角色。中共严禁在党内搞派系，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也处世谨慎，以免被人视为派系，但是他们对于中国需要做些什么都有着特殊的理解。
- 为了避免暴露，邓小平采用各种伪装，练就了他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从此以后，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 延安既是个足够大的根据地，又离敌人相当远，这使毛泽东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相比之下，住在太行山区一个较小根据地的邓小平政委，更加接近日本人的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他得承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当地居民有关的各种问题。实际上，邓小平在八年抗战时期成了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他要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的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使当地简陋的工业能够生产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邓小平还要为正规军征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这是他在广西时就已学会的本领。作为鼓励地方经济的举措之一，他设计了一种鼓励当地生产的税收制度。他写道：“向老百姓征税要根据当地最近几年的平均收成，超出这一平均数的部分完全归生产者所有。
- 邓小平在担任处理党内日常工作的主角时，得以亲身观察毛泽东如何判断国家面对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做出影响全国的决策。毛虽然在晚年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但他当时仍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领袖。此外，基辛格曾说周恩来总理是他遇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领导人之一，在巴黎和上海时就与周恩来相识的邓小平，也能够观察这位大师如何处理外交事务，如何全面领导政府工作。通过和毛、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小平得以学习他那一代人中这两位最伟大的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此外，作为建立新组织的参与者，邓小平也有机会了解做出重大决定的理由，思考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大框架，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1980年代重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都很有帮助。
- 从1966年底开始的批判日复一日地持续了数月，报纸广播对刘邓的批判铺天盖地。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却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疗，与家人天各一方，在软禁中死于开封；他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 邓小平在去江西时已经深信，中国的问题不仅来自毛的错误，而且因为中国的体制有着深层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1949年中共掌权时，作为革命家的邓小平成了建设者，致力于建设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他动身去江西时，他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此时，他已经在最高层积累了有关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寻常的深厚经验，熟知所有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这构成了他反思中国如何进行改革的基础。
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经历过大权旁落和东山再起的国家领袖一样，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倘若邓小平没有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以及如何加以落实做过长期思考，很难想象他在1977年以后能够采取那些熟练而有力的措施。
整顿，1974——1975
此外，由于“文革”给社会造成的分裂，选拔领导班子必然是一个明争暗斗的过程。为了使体制变得更加精英化，邓小平只能先从最上层做起，让可靠的老干部去选拔领导班子，然后再层层选拔，直到最基层。邓小平的整顿首先从军队抓起。
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过去参加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活动，但是邓小平没有指责他们以往参加过这些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做什么。无论过去打过什么派仗，只要愿意与新领导人一起工作，都会受到欢迎。
邓小平和叶帅很幸运，他们为恢复军队纪律和朴素作风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11名成员中大部分成员的坚定支持。中央军委的常委会1975年2月5日才正式恢复，承担着领导军队日常工作的职责。常委中的激进派在数量上完全被邓小平和叶帅的支持者所压倒。
在1975年，占用邓小平最多精力的军队问题是裁员。军队的臃肿造成预算紧张。现役军人超过600万，比1966年多了20%。中国需要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军队高层干部进行裁减，培养了解现代技术的新一代领导人。裁军是一支现代、稳定的军队能够长期发展的最关键的第一步。但是邓小平也知道，如果战争迫在眉睫，那就不可能大幅裁军。毛泽东说过战争不可避免，邓小平并没有挑战这个观点，但是他确实说过，中国能在未来若干年里减少战争的危险。
军队的任何问题都不像裁军那样引起了强烈的抵制，一个领导人假如没有邓小平在部队里的地位和强硬作风，就会知道这项工作几乎不可能完成
总之，在1975年，邓小平和叶帅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在恢复纪律、裁军、为改进部队的教育和技术水平铺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
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邓小平不可能像解决徐州铁路局的问题那样，对另一些问题付出同样多的精力，但是这个案例鲜明地体现着邓小平克服混乱、为其他地方树立典型的方法。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他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1976年10月王洪文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被捕后，有人说他是个无能的激进派，既鲁莽又下流，沉溺于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实际上，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蹿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向前看，1975
在1975年，干部们对“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起飞已有所耳闻，它们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但在当时公开赞扬资本主义仍属禁忌，因为这将使中国多年来付出的牺牲的价值乃至中共是否应该继续执政受到质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为高层决策提供正当性的信条。
邓小平先于其他领导人意识到中国需要放宽眼界。他出访过纽约和法国，经常会见外国官员，这使他对外国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中国已经大大落后的状况有着远比其他干部更清醒的认识。为了急起直追，中国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胡耀邦能够设身处地为受过罪的人着想，因为他和他们都是被迫害的幸存者。他十几岁便加入共产主义运动，不久后险些因某些有问题的社会关系而被判处死刑；“文革”期间，他在获准回京重新工作之前也受过迫害。恢复工作的科学家觉得能与他亲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这是一个理解他们苦难的人，因为他也受过苦。此外，经过认真研究，胡耀邦逐渐了解了各研究所存在的基本问题，他完全信任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团队。
文件指出，虽然不能说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但如果适合于中国，就要以开放的心态向外国人学习。
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乔木在最后一稿加进去的。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在9月27日至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
只要毛泽东还在人世，邓小平是无法实现让大学恢复正常教育这一目标的。
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1949年到1966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叶剑英、胡耀邦和赵紫阳，本能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1975年末开始尝试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40多年来，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是有令必行。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对象，自己的长子跳楼致残，他对“文革”无疑抱有强烈的反感，但是长久以来他一直把个人感情与国家大事分开，无怨无悔地听从毛的命令。那么，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图，为何现在非要拒不服从呢？邓小平知道，毛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操控大局，事实上已经来日无多。但是，答案还要从邓小平对中国未来需要的评估中找。薄一波后来说，如果邓小平肯定“文革”，他就无法进行整顿，无法做到“实事求是”，也无法实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会留下拥护过去错误政策的记录，使他无法去做他认为推动国家前进必须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职的造反派也会卷土重来，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假如他能在毛泽东死后获得一定的统治权，他需要与阶级斗争划清界限，继续他的整顿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视“文革”为一场灾难的人与他充分合作。
如果邓小平听从周恩来或陈云的劝告，他就要屈服于毛的压力，这也许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邓小平没有屈服。
毛邓两人都划出了自己的底线，但是在准备11月24日政治局的“打招呼会”时，他们的行动仍然有所节制。毛泽东很清楚在邓小平领导下1975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本人也赞成邓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复安定的能力上，没有人能比得上邓小平，况且他也没有替换邓小平的更好人选。此外，福特总统就要在12月1日至5日访华，周恩来重病在身，邓小平上个月还与基辛格一起为福特的访华做准备，毛泽东不知道还有哪个熟悉外交的领导人能够在美国支持台湾、拖延承认中国、与苏联搞缓和这些敏感问题上巧妙而强有力地表达中方的观点。
1975年5月到10月，邓小平着眼于未来为党建、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长期进步打基础的工作虽然被冻结，但并没有死亡。1975年在他领导下制定的经济计划，仍然是1976年年度计划和1976年至1980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基础。“四人帮”印发了“三株大毒草”并发动批判运动，读过的人虽然不能公开赞扬，但它们在1977年却变为三朵“香花”，成了未来几年政治纲领的基础。
1975年毛泽东是有意愿转向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的，但邓小平的动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手中仍握有大权，他能收紧缰绳，能撤掉邓小平或让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经没有精力或势力去控制他手下干部的思想了。从短期看，邓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对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认错，使他在1977年复出时拥有了一个十分牢固的起点。那时候，他将解冻他在1975年建立并推进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计划。
靠边站，1976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免于疯狂了。很多人担心，周恩来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他们，接下来不知会发生什么。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宣读的悼词颂扬了周恩来。悼词中说，周恩来为党，为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做出了贡献。他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外交事务上他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同志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做了顽强的斗争。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但是，在高层缺少经验的华国锋只是被任命为代总理：毛泽东在最终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观察他。1975年1月，毛对邓小平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十分放心，才把党政军全部头衔正式交给了他。相反，华国锋在1976年1月既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没有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甚至没担任任何军队要职。但是毛泽东确实把主持政治局会议、领导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华国锋。华最初的任务之一是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批判邓小平为许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
即使在撤了邓小平的职，准备对他进行公开批判之后，毛泽东对批邓仍是有节制的。他在2月21日选定华国锋后的讲话中说，与邓小平的分歧还不是那么严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对邓小平的工作以后还要再商量；现在可以减少他的工作，但还是要让他继续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泽东没有完全抛弃邓小平，但他决定开展一场公开的批邓运动。他还尽量减少邓小平对军队的控制，使他难以联合军队反对自己。
3月21日，《人民日报》号召“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但北京的干部明白，毛泽东仍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这是在给他机会。然而邓小平没有任何软化立场的表示。到4月5日时事情已经很清楚，批邓运动在群众中是不得人心的。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毛泽东把邓小平彻底赶下了台。但是当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转移到一个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地址要向“四人帮”保密。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担任代总理的几个月里没有犯过大错，况且他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既忠实于他的威望，又能与激进派和老干部搞好关系。华国锋在镇压“四五”示威时也行动有力。
毛去世之后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
被批判和孤立的压力即使对邓小平这么刚强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重负，何况很多人没他那么经折腾。4月5日之后，批判周荣鑫的会议愈演愈烈，连负责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吴德也承认，是“四人帮”和迟群“把他斗死了”。
毛泽东的去世让举国陷入悲痛之中。这是一个领导了中共40年、领导了国家27年的传奇人物；政治上一无所知的普通群众一向接受着热爱毛主席的教育，为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的去世而落泪，表达着他们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参加“四五”游行的人也在担忧毛的去世将对国家的未来甚至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是否会回到1966年至1969年的混乱状态？政府是否会崩溃，使得国家陷入内战？
江青曾对她的西方传记作者罗克珊·维特克说：“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毛泽东去世后，她曾骄傲地宣布自己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一条狗。也许她还应当在“狗”的前面加上“会咬人的”，这更能说明她的特长：她在肆无忌惮地毁灭毛认定的打击目标这一点上无人能比。清楚她来历的有教养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个专门和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荡妇和不正当地发了迹的二流戏子。她缺少那种自然而然获得权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风度，表现出急于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为她工作的人也认为，她蛮横无理，从来不体贴别人。她对1940年代以来一直躲着她的那些党内老干部恨之入骨。通过为毛泽东办事，她得到了反击的权力，这很容易在中国为千夫所指。毛泽东从1974年开始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把她视为需要加点约束的炮筒子。但毛泽东仍然喜欢她的忠诚，关心她的生活，对她加以保护。
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曾经想让江青掌握大权。而每当她暴露出这种野心，毛就会管束她。毛正式任命华国锋担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之后，她登上权力顶峰或在领导层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虽然她的野心并未随之消失。
江青从未培养出政治眼光、组织才能或与其他掌权者积极合作的能力，而这都是真正的权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她干了太多过河拆桥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层干部，疏远了太多同僚。她缺乏作为忠诚反对派的自制力。她缺少远比她有组织能力的党内老干部的拥护。在军队中，除了总政治部以外，她实际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毛泽东在世的最后一年，江青力求巩固自己的地盘，她借助于党的宣传机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继续开展毛泽东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她与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进派保持着联系。将军们并不担心她有可能在任何关键性的军事较量中取胜，他们担心的是一些军队干部会出于畏惧同她合作，担心她煽动激进派闹事，造成长期的争斗与混乱，这只会放缓中国前进的步伐。
没有人怀疑江青属于“你死我活”的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她会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都需要华国锋的果敢领导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帅及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保卫党中央）负责人汪东兴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对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动迅速。毛泽东一死，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叶帅就向华国锋保证，他将全心全意支持华国锋向后毛泽东时代顺利过渡。毛去世几天后，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去叶帅那里探听如何对付“四人帮”的口风，李、叶两人都认为有必要抓紧采取行动。汪东兴后来讲述如何为逮捕“四人帮”做准备时说，华国锋和叶剑英都是战略家，他本人仅仅是执行了他们的命令。
35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被消除了。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突然公布，让已经厌倦了无休止斗争的民众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们对那些人会卷土重来的顾虑。10月18日消息公布时，全国各地爆发了自发的庆祝活动。据观察到这些事件的外国记者报道，所有大城市都有异常兴奋的群众涌上街头庆贺。
为了巩固对华国锋统治的支持，叶帅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力挺华国锋。他们历数“四人帮”的罪行，解释抓捕他们的必要性。大多数高层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帮”，并且承认华国锋、叶帅和汪东兴在行动中表现得机智而果敢。
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斗争后来被一再说成善恶之间的伟大斗争，是追求正确路线的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很多故事一样。不过，这一次就像1949年一样，获胜者确实得到了真诚而普遍的拥护。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党内对邓小平的批判虽然没有像当初“四人帮”那样极端，但仍持续了数月。华国锋还没准备好让邓小平回来。邓太有经验、太自信，也随时能够掌控大局。叶帅也认为，华国锋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还是让邓小平晚一点回来为好。临近1976年年底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决定于1977年1月6日做出。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谈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运时说：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然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同样，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之后，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是过去时期的激进思想、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其实，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1974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已经开始了。1975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及1976年初华国锋掌权时期，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四人帮”被捕后，激进的思潮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有力拥护者。宣布“四人帮”被捕之后自发的欢庆，以及先前“四五”运动时的民意宣泄，都是强大而明显的象征，表明群众憎恨给国家带来严重混乱和破坏的激进思想。
后来的审判“四人帮”成了一次全民观赏的庙堂祭典，这次审判中对激进思想的谴责没有针对毛，而是指向了“四人帮”。其实，包括一些庆贺“四人帮”被捕收审的干部在内，很多人过去都曾信奉毛泽东的理想，甚至参与过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
复出，1977——1978
1976年4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1小时45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签名。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华国锋是个聪明的好干部，但就整体能力和领导素质而言，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张让邓小平先前属下的老干部全面复出，他也不能进行稳健而大胆的领导，或是像邓小平那样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27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熟的使用、恢弘的想象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
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通过推行受学术界热烈拥护的政策，邓小平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这种好感对邓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处，因为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为宣传部门起草文件，给报刊写文章。尽管他们要在领导人划出的界限内工作，但仍有机会巧妙地润色文件和讲话，它们随后会出现在报刊、广播和电视中。有这些人的支持，对邓有益无害。
落在后面的人——“文革”期间被下放农村的失落的年轻人中未能通过考试，或考分不够上重点学校而只能就读一般学校的人——对这种新制度未必高兴。但是，很多考试过关的人，以及重视教育素质的人——父母、老师和用人单位——一直万分感激邓小平迅速恢复高考和坚决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
与社会科学相比，邓小平更加重视自然科学，但是他相信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对不同社会的研究——也是引导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年5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1975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1977年秋天中国社科院成立时有2000人，邓小平复出后指派在1975年拟定这项计划的胡乔木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直属国务院领导的部级单位。它独立于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对摆脱宣传的压力，学者们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研究，不必去做传播现成知识这种相对普通的工作。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但作为总参谋长，他要负责军队的规划工作。此外，他有多年领导军队的经历，他要维持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希望军队的领导干部严格服从自己，他也随时准备要求他们严格服从。军队很清楚邓小平与华国锋相比，对军队握有更大的权力。
《理论动态》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已经酝酿了数月，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教研室的孙长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是中央党校1977年秋季入学的学员——数易其稿而完成的。
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做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出错，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它是错误的，就应当加以改正。这样一来新的经验和实践可以带来新的理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有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
一方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邓小平才是最好的领导人，另一方则坚持“两个凡是”，拥护华国锋。摊牌似乎无可避免。
开创邓小平时代 1978——1980
三个转折点，1978
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年12月2日，他告诉那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1978年4月至5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的考察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欧洲人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现代技术，也让代表团成员大感意外。仅仅在一次宴会上，在座的一群欧洲人就宣布准备提供多达200亿美元的贷款。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征税，并对当地事务做出决策。代表团回国后认为，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
尽管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务虚会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政府管制。外国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的经济；外国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要通过与外贸有关的特定政府部门，由这些部门中会讲外语、对外国人有一定了解的干部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汪东兴，但他确实批了“两个凡是”，支持了“实践标准”，这等于间接地批评了华国锋的班子。中国那些有政治头脑的干部们认为，邓小平选择在东北开始点火自有道理，因为这里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据地——辽宁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都最先宣布支持“实践标准”。
邓小平在东北期间还要巩固他在军队中获得的支持。东北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邓小平视察工厂、农村和部队时，他一直陪伴左右，因此两人有很多机会交谈。不过，邓小平对常来旅顺大连港视察的苏振华上将的个人忠诚有所担心。苏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1976年干部们被要求批邓时，他对邓的批判在邓小平看来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年4月湛江港一艘驱逐舰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邓小平认为苏振华——他是中国海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和军队在政治局的代表——要对此事负责。苏振华在受到邓的批评后不久得到通知，华国锋从朝鲜访问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于是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作为欢迎华国锋到来的仪式。在获悉苏振华要用这种排场支持华国锋后，邓小平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次检阅。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要确保军队中没有人再支持华国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视察期间和自己过去的忠实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1）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61人“叛徒集团”；
（2）被错定为叛徒的1940年代自首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3）1937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4）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纾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疤。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7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任何想做事的领导人都会犯错误。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算账”。为了避免冤冤相报，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但是，”他说，“搞清楚每个细节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
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代初及1960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1978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最高职位。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没必要有这样的担心。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专断。于是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在哪里并且以何种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限？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而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敢于试探能够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制批评的是邓小平。3月28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布，“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图片等材料”。
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下严重错误，也会出现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情况。但是他否认中国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共统治之前的封建历史和帝国主义才是成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缩小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还会继续缩小这种差距。此外，尽管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为了对付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社会秩序的敌对势力——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人员和犯罪分子——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必要的。他说，就像现代化一样，民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发展。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
党内领导人固然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来说，隐含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自由的范围已经收窄。“民主墙”未被正式关闭，但邓小平的讲话如同一盆冷水，文化领域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难以忘记“民主墙”那段热情洋溢的时光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富有洞见的思想探讨。中国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对新政策并不服气。
不像1957年的毛泽东，1979年的邓小平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做出限制的人，继续为四化积极工作。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断的拉锯战，这场拉锯战最终在1989年6月4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他的同事都认为，周恩来去世之后，在外交知识、战略思想、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以及既争取外国人的善意又坚定地维护中国利益这些方面，其他领导人都难以与他相比。中国的外交官可以具备有关其他国家和以往谈判的丰富知识，例如黄华——1976年12月他取代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但往往缺少做重大政治判断的自信，也没有足够的地位与外国领导人平等相处。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们充满自信，能够与外国领导人平等地打交道。在1978年以前，虽然中国仍然比较封闭，但他们都把外交视为大事，亲自承担着领导外交的工作。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对国家有着出于本能的忠诚，具有战略眼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也同他们一样，邓小平在会见外国人时，不但要完成既定的会谈内容，还会努力摸清来访者的性格和目的。但是，与毛和周相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
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
1975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这加剧了对中国利益的威胁。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立场相同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北欧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比如印度——疏远苏联
邓小平，像围棋手一样，认为这些国际变化等于是在不同地点布下棋子，欲将对手围而歼之。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四面受敌的危险之中。
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假如中国能对越南这颗棋子大胆下手，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苏联的包围。
邓小平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因为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他知道，由于历史原因，不少越南爱国者把中国视为大敌。他很清楚，越南想从中国和苏联双方都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当时两国都极力想将越南向自己拉近。他还明白，尽管中国认为韦国清将军和中国志愿部队对奠边府大捷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越南人仍然对中国感到失望，因为当他们在1954年日内瓦和会上为统一国家而努力时，中国没有为他们提供支持。邓小平十分清楚，胡志明在1965年写下的遗嘱中说，越南要成为主宰印度支那的强国，而中国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还知道，中国从1972年开始牺牲中越友谊跟美国改善关系，这也让越南人心中不快。
中国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改善了中美关系并减少了对越援助，越南人把这视为中国人背叛越南抗美战争的一个标志。
那时苏联正在与越南加紧合作，中国则与柬埔寨合作以阻止越南在东南亚称霸。邓小平后来对李光耀说，停止援越不是因为中国难以同苏联的援助数量一争高下，而是因为越南人要在东南亚谋求霸权。苏联很愿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从中渔利，但中国不想这样。
一个月后黎笋抵达莫斯科，在那儿如愿得到了苏联长期援助的承诺。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于苏联，但它迫切需要为重建国家获得帮助。黎笋没有中国（或其他国家）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只好签署了支持苏联外交立场的协议。越南与苏联的这些协议把越中关系推向绝境，促使中国加强了与柬埔寨的关系。
1977年初越南驻华大使说，假如邓小平重新掌权，他会更加务实地处理分歧，中越关系将得到改善。
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完成了一项十分棘手的使命，否则朝鲜很有可能由于中国打算与它的敌国（美国和日本）交往，而疏远中国，靠近苏联
3年前邓小平对基辛格和福特说，希特勒入侵西方，就是因为西方领导人不愿意表明他们将做出强硬的军事反应。邓小平根据自己与苏联打交道的长期经验，认为谈判是没用的。他相信，要让苏联停止在东南亚的扩张，就得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他打算“教训一下”越南，让它知道无视中国的警告以及向苏联提供军事基地，将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幸运的是，邓小平于1978年11月5日出访东南亚的前两天，苏联和越南签订为期25年的和平友好条约，把两个国家绑在了一起。这个条约给东南亚国家敲响了警钟，使它们更能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合作对抗苏越的扩张。东南亚的领导人毫不怀疑邓小平掌管着中国的外交，他在外交政策上说的话，中国的其他领导人都会接受。
1963年马来西亚取得独立后，马来人害怕拥有强大政党的华人可能主导他们的政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此后马来人成为明确的多数，但华人仍然支配着经济和大学，并且他们强大的政党一直是侯赛因·奥恩的心头大患。
当邓小平1978年11月到访时，马来亚共产党仍很活跃，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华人，他们的总书记陈平有时会到中国避难。
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对地缘政治的现实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并且在东盟和西方政府都很有影响。因此，他希望李光耀帮助他说服东盟对抗越南，甚至说服美国在中越发生冲突时为中国提供帮助，或至少不给中国造成妨碍。
他们见面时，新加坡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是个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城市国家，而巨大的中国仍然贫穷而混乱。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的400多倍，但新加坡是东南亚的知识和金融中心，它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具备超越其国土面积的影响力。
当邓小平专注地谈论苏越霸权的危险时，李光耀问邓小平，中国会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做何反应。邓小平只是说，这要看越南走得多远。李光耀从这种回答中推测，假如越南跨过湄公河攻入金边，中国肯定会做出军事反应。
邓小平知道李光耀在美国政界很有名望，因而他表示说，希望李光耀能在他访美之前向美国转告中国十分担心越南入侵柬埔寨。李光耀后来确实这样做了。接下来邓小平讨论了地区关系的远景。他特别讲到，中国让越南脱离苏联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在未来8到10年可能会出现更好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的估计极有远见。
在中国大陆以外，除了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创建人包玉刚，没有任何领导人能够像李光耀那样与邓小平建立如此深刻的交往。
向日本开放，1978
并且很多日本人愿意向中国提供慷慨的帮助。邓小平知道，为了搞好中日关系，需要让日本人相信中国是稳定的，而且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合作伙伴。他还知道，他必须克服国人对于同过去的敌人合作将会产生的抵制。
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做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年轻时曾激烈抨击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但是当他担任要职时，他会依据所看到的国家利益变化而审时度势。对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点，他不存有任何幻想；并且在与之合作时，他会坚决捍卫中国的利益。但是在1978年，日本和美国警觉到苏联的扩张，都想让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这就为邓小平带来了一个可能合作的机会。
对邓小平而言，要说服中国那些充满激情的爱国者，让他们向日本学习，是需要政治勇气与决心的。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有政治基础来和曾是旧敌的中国发展关系，是因为他已向人们证明自己是坚定的反共派；同样，邓小平本人是参加过八年抗战的军人，他一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能够采取大胆的措施改善中日关系。
日本是一个贸易国家，当时它在境外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有限，所以尽量避免与任何国家全面对抗，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它不想跟一个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对抗。
邓小平访日期间，很多日本人对日本曾经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表达了歉意，日本政要也发誓绝不再让这种悲剧重演。邓小平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并没有要求他们详述那些暴行。对于很多不同领域的日本人来说，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既是对日本人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也是为中国的繁荣做贡献的方式，这种帮助本身就可以增加两国和平相处的机会。
通过与日本代表团的个人交往，他知道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文化抱有好感。日本东道主一再向邓小平说，他们要感谢中国，它是日本文化——佛教、文字、艺术、建筑——的源泉，这在被日本人视为传统日本中心的奈良和京都尤其如此。
邓小平对他的东道主说，他来日本有3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日本人听后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传说中，2200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东渡扶桑，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
这些老一代日本领导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造成的灾难都有亲身了解。他们知道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无法弥补，但他们希望能让子孙后代生活在和平之中。他们愿意用他们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帮助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仅仅看重自己公司的利润。因此邓小平在重建自己的国家时，能够与这一代日本领导人交往，并向他们学习，因为日本从战争浩劫中复原时，他们自己也曾面对同样的挑战。
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 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他本人在做出一生中这个最重大的决定之一时有何考虑，没有任何记录可考。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布热津斯基几周前曾告诉柴泽民，美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机会，如果他们不迅速行动，下一个机会就得等到1979年底了。多年以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障碍不断，邓小平看到机会难得，他不想放过。
- 邓小平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既同中国建交，又停止对台售武。如果他想要关系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国对台售武做出让步的高昂代价。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目标。他会在中美建交之后，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华盛顿减少对台售武。
- 但是，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将携手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一前景无论对美国民众还是中国民众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总统本人所说，“我们本以为在全国和国会内部会发生严重对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应。”
- 吉米·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的来访是我在总统任内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同样愉快。”卡特对邓小平的描述是：“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卡特也感谢邓小平能够体谅美国的政治现实，没有强调两国关系的反苏基础，因为这样的言论将有损于美苏两国达成军备控制协议的努力。
- 1979年2月结束访美时，邓小平对他的翻译施燕华说，通过这次访问，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最初施燕华并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无论在邓小平的随行人员还是与他会面的外国人看来，他显然很享受这次出访——这个看看外部世界、听人们对他说些恭维话的机会似乎很让他愉快。但这并不是他出访的目的。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转向另一些重要任务了。邓小平在当时的13个月里5次出访国外。虽然他又活了18年，但是从此再也没有迈出国门。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城市精英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除了为数不多的人事和军队职位外，他在选择领导人时，首先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对军队干部的任命见第18章）。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
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1980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几乎没有外国人能够预见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在随后10年更遑论整整30年里，超过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
至少从1956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严肃思考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多年来有很多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下放江西的3年半时间。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他的长子由于毛泽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说他对毛无怨言，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路线。
最后定稿的文件里处处可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的歌颂，但也批评了他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件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毛的错误，但邓小平说，15年之后将有可能对毛泽东再做一次评价。他这样说的意思似乎很清楚，党如果在1980年过于严厉地批评毛泽东，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后，党能够与现在的情绪和人事问题拉开距离，也许有可能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具体和坦率的评判。
在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了一种微妙平衡，既对毛泽东给予充分赞扬，以免削弱党的权威，又批判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党内高层对毛泽东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形成了基础广泛的共识，这使邓小平能够踏上新的征途。这条征途不会为毛泽东所赞成，但邓小平相信，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邓小平时代1978—1989
邓小平的统制术
随着听力渐差，他很难参加会议。他的听力问题是由无法治愈的神经退化疾病和不时出现的耳鸣所致，这造成了神经性失聪和耳内异响。他的听力在1980年代后期恶化，讲话者必须对着他的左耳大声说话。这也使邓小平认为，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会议划算。他更喜欢读会议报告、听机要秘书王瑞林讲述会议的情况；
1980年，政治局由2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其内核——即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会——有7名成员。一般认为，政治局中较年轻的成员是政治局常委的潜在候选人，常委会成员从政治局委员中产生。1980年代初的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统制原则，但是翻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做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统制模式的基本原则：
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
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他这样做的时候，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捍卫党的地位。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共的尊严。如果他断定某些批评危及中共的尊严或伤及他的领导地位，他会严加限制。如果批评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他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做出坚决的反击。
邓小平不会公开迫害批评者，但是对于他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软。他支持判处江青死刑；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做出过贡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准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的准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牢牢掌握军队。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后，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的整个时期，他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邓小平任命真正效忠于他的人——他过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类关键职务，他们反过来又能保证没有任何异议团体敢于挑战他在党内的权威。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他仍然谨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众拥护的地方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而实际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做法会迅速铺开。
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他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邓小平上台后，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于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邓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拥护，他就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争取到广泛支持。他培养和聘用专家，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取代上了年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简吞噬着推动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党政军臃肿的官僚队伍。邓小平为缩减军队和党政官僚的规模耗费了大量精力，因为这一政策受到不愿退休者的强烈抵制。邓小平也认识到，很多新的计划必须逐步加以实行。他知道提高教育水平需要数十年时间，他必须为实现每一个目标定出标准。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他知道，强迫那些在革命中打过仗的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愿意动用有限的财政，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闲设施，一些高干甚至可以继续使用公车。完成了这些困难的转变之后，他才开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龄的正常制度。
邓小平大大扩展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得到深造的机会，提高了学者的地位，允许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城。他很快就设立了计划，使445万工作素质有待提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得到再培训；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励受过教育的人把档案存放在那里，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
邓小平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邓小平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十分重要。在“大跃进”期间，浮夸报告使灾难变得更加深重。邓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对它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他实话实说。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邓小平不但避免夸大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尽量降低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对短期内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他接受专家的劝告，中国不应急于发展大型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轻工业。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
推进、巩固、再推进。邓小平认为，对于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等待事情得到巩固后再继续向前推进。例如，1980年代初他认为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未到，但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限进展，直到苏联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愿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邓小平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因深刻的内在冲突而饱尝痛苦的国家。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地主被消灭，连续不断的残酷政治运动在“文革”中达到顶点，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敌对情绪。此外，这些斗争遍及每一个村庄和工厂，这意味着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
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算账”的欲望。他经常利用自己身居大位的资格，鼓励人们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专心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邓小平指示说，对“文革”可以做一般性的公开讨论，但不要纠缠于细节，这只会揭开伤疤，加重过去的敌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报。“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都平了反，但邓小平建议，给他们恢复工作时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让过去的斗争死灰复燃。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党内很多保守的领导人害怕出现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当毛泽东时代被迫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时，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担心他们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由于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以免造成大批人失业。
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做出一点不屑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做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事实上，有些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于使他的计划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此外，在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邓小平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做出解释，讲明大局和行动的长期目标，而不是直接命令。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一些下面的干部认为，选择跟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作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同乡或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研究和营造“气氛”。邓小平作为头号领导人，在政策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他也受制于北京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于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问题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20年来中国一直在搜集80多个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资料。这些国家设立的加工区旨在绕开繁琐的进出口规章，输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后再将其出口，不必经过一般的正规进出口程序。在中国，直到1978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从1979年开始，广东毗邻香港的地区实际上变成了加工区。
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30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
从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北京希望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前来投资，但更想得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港、澳、台的同胞的投资
广东的试验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为搞资本主义。对于那些害怕资本主义，不愿看到对其他各省同样有吸引力的广东试验被推广到全国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们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干部为他的机智所倾倒，佩服他做出战略选择的能力，但是最为赢得他们忠心的，还是他在北京的批评面前敢于承担责任。
做到信誉牢靠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地方干部认识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伙伴，使其扩大投资，就必须讲求信誉。外国投资者希望确保在出现问题时可得到公正解决，中国的干部便以签订协议、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干部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的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曾说过，一般而言，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其官僚机构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采用了现代工业的效率标准，这些标准会逐渐渗透到政府之中。按国际标准，当时的中国政府机关仍然效率低下，人浮于事。但是，中国工商业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也会效仿同样的效率标准。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一经开始，两省的干部就不断感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虽然被赋予了向前闯的责任，但处在前途未卜的环境中，他们需要富有想象力地在无章可循的条件下完成任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担忧变革的正统派的批评。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概不例外”。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
在整个1980年代，广东的变化步调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激励着中国各地的干部继续尝试现代化的新路径。邓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广东，把它作为全国其他地方仿效的标杆。1992年邓小平退休前所做的最后一次政治姿态，也是回到广东，向人们做出保证，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南大门将继续保持开放。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 一些有头脑的中国官员相信，陈云对急躁的邓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们承认，中国刚开始现代化探索时先冒进后紧缩，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他们认为，陈云的调整政策十分必要，如果邓小平当初能够更多地听取陈云的意见，1980年代后期的一些问题也许可以避免。
- 邓小平在1992年回顾自己1979年至1981年的活动时说，他知道当时仍有很多人反对包产到户，甚至给它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他没有批评这些人，而是等着让结果说话。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新政策的好处，没用几年这种尝试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策。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词是由杜润生提出的，跟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让正统派放心，集体仍是承担责任的一级地方单位。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保证了国家对粮食、棉花和其他作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农户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种地，只要按合同交够了数量，剩余产品便可以自用或拿到集市上出售。
- 简言之，国营企业缺少灵活性，而乡镇企业完全可以对市场条件做出灵活反应。此外，国营企业要为全体职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劳动保障、医疗和子弟学校等等。乡镇企业可以使用年轻的劳动力，不必向老职工提供高报酬和福利支出。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 会议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采用其他货币和财政手段来调节市场，以避免中国人一向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宾的发言使他们相信，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体系。会后，中国经济学家在引入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对继续扩大市场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 邓小平在1982年9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邓小平利用这个概念来推动其扩大市场、在工商科教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目标。
- 在1984年国庆节，邓小平获得的民众支持达到了整个邓时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条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这是一种发自民间内心的友好问候，而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发加入到“小平您好”的行列中。这句话和这个场景，和17年前红卫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崇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
- 这种新气氛中邓小平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教育”，让干部更好地抵抗腐败和违法乱纪。邓小平说，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间的增长率定为7%，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其实他对这个数字没什么不满，因为他心里清楚，由于过去两年的高增长率，只要一直保持7%的年增长，还是可以轻松实现让国民生产总值到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1984年不那么急躁，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称“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
-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联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苏联学生去海外留学。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
- 中国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巨变式的对外开放过程，并不完全是由邓小平启动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69年的中苏冲突后率先打开了国门，周恩来和华国锋又延续了毛所开创的路线。然而，邓小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 和过去的统治者不同，毛泽东得以利用电台、电影、报刊等现代宣传机器，为实现爱国主义目标获取民众支持。他尤其擅长动员中国的年轻人，使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伟大文明曾经遭受的屈辱义愤填膺。中共领导人一旦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而鼓动起民族主义感情，就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选择背叛民众被激发起的这种情绪，邓小平也不能例外。所以邓上台之后，便把收复台湾和香港视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之一。
- 此事过后，已届81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没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决台湾问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台湾做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的继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台湾铺路。
-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 由于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学习汉语和接受汉族教育，无论是藏人和汉人都能看到，长远的趋势是将有更多的藏人学说汉语、上汉族学校、接受汉族文化的方方方面，并融入外部的经济，虽然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藏族身份和忠诚。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 在消除军队的臃肿问题方面，邓小平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在1975年着手启动这项工作时，中国的军队人数是610万人，1979年降为520万，1982年又下降到420万，到1988年时只剩下了320万。
- 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1989——1992
北京：1989
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4月15日胡耀邦骤然离世后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还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他们尊敬的领导人表达敬意。他们最初开始集会时，秩序井然，并未给交通造成干扰；最初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上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采取清场行动，恢复了秩序。
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
示威学生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不满于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少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企业主。不过他们也从1986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即争取群众的支持对于他们的事业很重要。因此他们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条件，而是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口号：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让步。当时学生们很难想象政治领导人会动用人民解放军。
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一些人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在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的权利。大学生们通过艰难的高考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与勤奋，觉得有资格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于重要的产业和政府机关缺少训练有素的大学毕业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学毕业生服从工作分配。由于每个学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决于同学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辅导员，有些辅导员被怀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能影响学生前程的权力。很多眼界开阔、思想独立的学生，对于要不断讨好辅导员深恶痛绝。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使他们能够自主择业。学生们其实很少花时间讨论选举制度。
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不满。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乡镇企业的从业者从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取短缺的原料和资金以自肥；自主经营的企业家赚到的钱至少部分来自钻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设法把社会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遵纪守法的干部的收入却停滞不前。农民工开始纷纷涌入城市，也加剧了通货膨胀问题。
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餐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没有哪个城市像北京那样，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资的机关干部或将在毕业后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大学生。这些人认为，国营企业应当用它的更多收入给职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他们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不过，即使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学生们反通胀、反贪官的口号，也泄放出了他们积蓄已久的情绪。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很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愤愤不平。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视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发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形势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
在绝食导致的纷乱中被迫改变欢迎仪式地点，这让邓小平和老干部们脸上无光，他们连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维持不了。
邓小平又说，上海的江泽民在1986年采取果断的自上而下的措施关闭了不听指示的《世界经济导报》（有助于平息那里的学生示威），成功恢复了秩序。
为了陆续赢得群众的拥护，邓小平需要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新领导人，并在军队占领天安门后向社会公布。5月19日实行戒严的前一天，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就已选定江泽民做总书记；他们打算在四中全会后立刻宣布对他的任命。邓小平表扬了江泽民的果断行动：他以巧妙的方式关闭了《世界经济导报》，而没有引起强烈反应。江泽民从1983年到1985年当过电子工业部部长，曾在1985年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时，江泽民作为市委书记接待他们，他们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作为较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工作了3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务。此外，他立场坚定，致力于改革，了解科技，有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这些都是邓小平认为领导国家所需的很重要的品质。
江泽民并不知晓这些高层对他的未来角色进行的讨论。5月31日李鹏打电话通知江泽民立刻飞到北京，但没有解释理由。江泽民抵京后，李鹏对他说邓小平要见他。第二天邓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为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北京私下拜见了另外两个元老陈云和李先念，并立刻开始为自己的新工作做准备。
6月3日凌晨2点50分，迟浩田得到“用一切的手段”恢复秩序的命令。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很有眼光的墨宁（Melanie Manion）解释了其中的理由：“即使为了控制骚乱而在6月3日清空街道，也极有可能无法结束抗议运动……抗议者只会暂时撤退，然后又会积蓄起更大的力量……6月4日动用武力，确实立刻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这场运动。”
中国官方在6月4日过去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死亡数字很大，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
解放军和警察在清场之后，花了几天时间清扫示威期间遍地垃圾的场所并拆毁了“民主女神”像。虽然又与当地市民发生了少量扭打，但北京和天安门广场很快就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平静。
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和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他们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40年代末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他们也不同于80年代初的学生，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他们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缺少人生历练，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他们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是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他们中的领导者如走马灯一样不断变化，参与者如一盘散沙。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出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演讲和敢作敢为。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支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能鼓励聚集在广场上的示威者，但并不能控制他们。
中国的学生为何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者，在6月4日之后不再举行抗议活动了呢？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延续共产党的领导要比其他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的参与者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一心追求自己的前程。
他们也承认1989年悲剧的严重性，但是他们认为，假如邓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对发生更大抗议的危险神经紧绷，但是中国在这20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在1989年时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国际资讯和观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在继续迅速提高。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民族成就的自豪感远超上个世纪中的任何时期。
我们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仍然怀着深深的渴望。官场腐败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来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稳住阵脚，1989——1992
- “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为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他说，必须干出点儿实事，要抓紧调查和惩罚腐败大案，不管涉及到谁。他重申了第三代领导人必须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
- 1989年8月17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把杨尚昆和王震叫来，他对他们说，他打算在11月的五中全会上把自己仍然担任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党内领导人明白，这不仅意味着把军队的控制权交给江泽民，而且是交出了对中国的全部责任。
- 邓小平然后说出了他的离别寄语：一定要让群众和外国人明白，中国领导人将坚持对外开放，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中国就无法在困难时刻解决问题。
- “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相反，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钱花在了这种竞赛上，而没有用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苏联的领导层享受着优越的生活，但苏联人民并不是这样。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困难时期和苏联解体的时期，邓小平不断重复着一句口头禅：“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
- 即使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到1980年代末时很多中国人已经认识到，1978年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人过于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传干部所说，有些年轻人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 1991年底，中宣部还制订出一套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利用教科书、讲演和媒体。1991年11月发布了《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后来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这两个文件的重点都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或内战的青少年。
- 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批评外国实行的制裁，没有记录表明他在1992年退休前反对宣传部门激发爱国主义的做法。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做出严肃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客观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随着外国在1990年代逐渐减少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有排外之嫌的爱国主义与努力恢复邓小平在1977年以后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
终曲：南方之行，1992
- 邓小平的功绩是，他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采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邓小平“理论”正是按他所希望的样子完成的：它们为支持继续扩大市场的实用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 虽然邓小平的精神主导着中共十四大，但直到大会结束时他才到场。邓小平进入会场时，走到江泽民身边站了大约20分钟，让电视摄像机拍下他们两人在一起的镜头；邓小平把衣钵传给江泽民，这条新闻传遍了全国，传向世界。江泽民已经表明要坚定地继续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现在表明他完全支持江泽民。从那一刻起，江泽民不再需要回头看邓小平是否同意；权杖已传到他的手里，邓小平等人现在把他称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 小平早先曾对江泽民说：“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邓小平与杨尚昆和杨白冰关系密切，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强大团结的国家领导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
- 在改革派实行新政策后，住房建设也开始腾飞。1995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单位或城市的干部分配，这一年之后政府放开了住房市场，国家雇员得以按补贴价买下自己的房子。由于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从建房中获利的机会的到来，新住宅的建设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 邓小平知道，他对1989年天安门示威运动的处理方式，无论国内国外，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他有机会推动民主事业，却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他没有解决腐败和不平等的这类根本问题。相反，为邓小平辩护的人则赞扬他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他为维持国家的统一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 然而，不管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如何，很多人钦佩他以87岁高龄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确保中国在加快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步伐的举动。确实，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邓小平看到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仍遵循着他所制订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推动着中国的进步。最后几年他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并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他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 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994年春节。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再也没有力气参加会议了。他于1997年2月19日午夜后去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森氏综合症和肺部感染。他要求自己的葬礼简单朴素。毛泽东的遗体经过处理后被安放在专门建立的毛主席纪念堂供人瞻仰。但不会有邓小平纪念堂。2月25日，大约一万名经过挑选的党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邓小平的追悼会。江泽民强忍着泪水念完悼词。追悼会通过电视做了转播，有关邓小平生平的报道在此后数天一直占据了媒体的主要位置。按照邓小平的遗愿，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被捐出供医学研究，遗体被火化，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转型的中国
如果上级干部认为某个问题很重要，他们可以也确实会进行干预。但是对下面的监督很难面面俱到，因此领导班子在领导本级工作时，一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关键手段，是任免领导班子成员的权力。
事实上，邓小平在各级建立了一套高度竞争性的精英考试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官场。他的目标不是促进社会平等，而是挑选最有才华的人，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初中（相当于美国的7到9年级）、高中（相当于美国的10到12年级）和大学都举行入学考试，考入竞争最激烈的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最好的教师和设施。
邓小平于1977年恢复的统一高考制度，并不是专门为选拔干部而设，而是一种为各行各业的大机构选拔最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制度。
由此可见，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拔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系统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与培训体系。
当外国公司和政府指责中国侵犯版权法，对其施加压力时，中国官员会赶紧查封生产和销售这类产品的企业，捣毁用于复制的机器。可是没过多久，另一些无所畏惧的中国企业又会在别的地方干起同样的生意。
有些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全或质量标准可言。[插图]对于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虽然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建立并由外国人管理的工厂，尽管也在使用廉价劳动力，但普遍提供了比当地企业更好的工作条件。
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在1974年对法国的短暂停留和次年的国事访问中，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他不但在1978年改善了中日关系，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而且支持推动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强两国关系。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过成功访美加强了中美关系。他开放了与韩国的贸易，为他南方之行后不久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经过30年的紧张关系之后，于1989年同苏联恢复了正常交往。总之，他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本文作者: Uyou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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