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本文最后更新于:2023年4月15日 晚上
——[作者] 兰小欢
前言 从了解现状开始
- 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政府谈经济。必须深入了解这一政治经济机体如何运作,才可能对其进行判断。
上篇 微观机制
- 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事务繁杂,自主权力很大。
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 要理解政府治理和运作的模式,首先要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分布规则,既包括上下级政府间的纵向分布,也包括同级政府间的横向分布
政府治理的特点
- 中央与地方政府。央地关系历来是研究很多重大问题的主线。一方面,维持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
- 党和政府。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是政治生活的主题。简单说来,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但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很难严格区分。
- 上级领导与协调。在复杂的行政体系中,权力高度分散在各部门,往往没有清晰的法律界限,所以一旦涉及跨部门或跨地区事务,办起来就比较复杂,常常理不清头绪,甚至面对相互矛盾的信息。部门之间也存在互相扯皮的问题,某件事只要有一个部门反对,就不容易办成。尤其当没有清楚的先例和流程时,办事人员会在部门之间“踢皮球”,或者干脆推给上级,所以权力与决策会自然而然向上集中。制度设计的一大任务就是要避免把过多决策推给上级,减轻上级负担,提高决策效率,所以体制内简化决策流程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在能达成共识的最低层级上解决问题。
- 在任何体制下,权力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 一个城市总要划分成不同的区县,而行政边界的划分跟公共服务影响范围有关。一方面,因为规模经济,覆盖的人越多越划算,政区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受制于人们获取这些服务的代价和意愿,政区不能无限扩大。
复杂信息
- 所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或者说能以更低代价获取信息的一方,自然就有决策优势。
- 所以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若下级有明显信息优势,且承担主要后果,那就该自主决策。若下级虽有信息优势,但决策后果对上级很重要,上级就可能多干预。但上级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更有利
- 信息复杂性和权力分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中国特色。在各国政府中,资深技术官僚都有信息优势,在诸多事务上比频繁更换的领导实权更大。
- 上节讨论过的限制公共服务范围的诸多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屏障、方言等,也可以视作收集信息的障碍。因此信息不仅可以帮助理解上下级的分权,也可以帮助理解平级间的分权。行政区划,不仅受公共服务规模经济的影响,也受获取信息比较优势的影响。
- 正因为信息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的地方太多,而政府的繁杂事权又没有清楚的法律界定,所以体制内的实际权力和责任都高度个人化。
-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如果这种说不清的情况很多,权力就一定会向个人集中,这也是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这种权力的自然集中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
- 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激励相容
-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间激励相容,也要求工作目标和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容。
- 上级政府想做的事大概分两类,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另一类比较抽象和宽泛,比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去达成。对于这两类事务,事权划分是不同的。
- 其次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能朝令夕改。无论对上级还是对下级,制度都要可信,才能形成明确的预期。制度建设,一方面是靠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前文中的工商和环保部门改革)和法制建设,另一方面是靠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了收入和支出的划分,也就约束了谁能调用多少资源,不能花过头的钱,也不能随意借债,让预算约束“硬”起来。
- 从信息复杂性角度看,掌握不同信息的人,看法和判断不同,要把决策权交给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从激励相容角度看,上下级的目标和能力不同,所以要设立有效的机制去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的目标。
招商引资
- 招商引资不仅是招商局的部门职能,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需要调动所有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的目标。
- 地方政府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会把工业用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转让给企业使用,并负责对土地进行一系列初期开发,比如“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
-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地方通常会给予很多金融支持。比如以政府控制的投资平台入股,调动本地国企参与投资,通过各种方式协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等等。对一些业务比较复杂、所在行业管制较严的企业,地方也会提供法律和政策协助。
- 地方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
- 创造就业是地方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对新设的大中型企业,地方政府会提供很多招工服务,比如协助建设职工宿舍、提供公共交通服务等。大多数城市还对高学历人才实行生活或住房补贴。
- 总的来说,对企业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其中土地直接归政府所有,资金则大多来自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政府控制的其他渠道,比如国有投融资平台。对于劳动力,政府控制着户口,也掌握着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的供给,还掌握着土地供应,直接影响住房分配。而生产中的科技投入,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公立大学和科研院所。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有财税政策、产业政策、进出口政策等工具,都可能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
- 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结语
- 地方政府不止提供公共服务,也深度参与生产和分配。
财税与政府行为
- 要真正理解政府行为,必然要了解财税。道理很朴素:办事要花钱,如果没钱,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要想把握政府的真实意图和动向,不能光读文件,还要看政府资金的流向和数量,所以财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分税制改革
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已经是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学生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其实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也要经过很多轮的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土地财政
- 所谓“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
- 2001年所得税改革后,中央财政进一步集权,拿走了企业所得税的六成。从那以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就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另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供给,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
- 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如果借来的钱投资质量很高,转化成了有价值的资产和未来更高的收入,那债务就不是大问题。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难免会催生短视行为,寅吃卯粮,过度借债去搞大项目,搞“面子工程”,功是留在当代了,利是不是有千秋,就是下任领导的事了。如此一来,投资质量下降,收益不高,债务负担就越来越重。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
- 随着城市化和商品房改革,土地价值飙升,政府不仅靠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支撑起了“土地财政”,还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只要不断地投资和建设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就会扩张,地价就会上涨,就可以偿还连本带利越滚越多的债务。可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 但要想在城市建设开发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第一,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因为政府不能直接从银行贷款;第二,城建开发项目繁复,包括自来水、道路、公园、防洪,等等,有的赚钱,有的赔钱,但缺了哪个都不行,所以不能以单个项目分头借款,最好捆绑在一起,以赚钱的项目带动不赚钱的项目;第三,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跟土地有关的收益用起来。
- 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其次是发行债券,即通常所说的城投债。与贷款相比,发行债券有两个理论上的好处。其一,把债券卖给广大投资者可以分散风险,而贷款风险都集中在银行系统;其二,债券可以交易,价格和利率时时变动,反映了市场对风险的看法。高风险债券价格更低,利率更高。灵活的价格机制可以把不同风险的债券分配给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提高了配置效率。
- 我国地方政府借来的钱,并没有多少用于政府运营性支出,也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如希腊那样去支付社会保障,而主要是投资在了基础设施项目上,形成了实实在在的资产。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在官员考核和晋升中,政绩非常重要,但这不代表人情关系不重要。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只要工作业绩不能百分百清楚地衡量(像送快递件数那样),那上级的主观评价就是重要的,与上级的人情关系就是重要的。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奖惩”,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都不可能只靠外部奖惩来激励员工。外部奖惩必然要求看得见的工作业绩,而绝大多数工作都不像送快递,没有清清楚楚且可以实时衡量的业绩,因此需要使命感、价值观、愿景等种种与内心感受相关的驱动机制。“不忘初心”“家国情怀”“为人民服务”等,都是潜在的精神力量。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也正是强调了内在驱动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第二类腐败是“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腐败。比如官员利用职权把项目批给关系户企业,而企业不仅要完成项目、为官员贡献政绩,也要在私下给官员很多好处。这类腐败发生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而相关投资和建设可以促进经济短期增长,所以腐败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但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来看,这类腐败会带来四大恶果。
- 其一,长期偏重投资导致经济结构扭曲,资本收入占比高而劳动收入占比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增长速度偏慢。
- 其二,扭曲投资和信贷资源配置,把大量资金浪费在效益不高的关系户项目上,推升债务负担和风险。
- 其三,权钱交易扩大了贫富差距。
- 其四,地方上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不仅可能限制市场竞争,也可能破坏政治生态,出现大面积的“塌方式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数次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强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 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强。显示面板行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动辄百亿,只有大量生产才能拉低平均成本。因此新企业的进入门槛极高,不仅投资额度大,还要面对先进入者已经累积的巨大成本和技术优势。若新企业成功实现大规模量产,不仅自身成本会降低,还会抢占旧企业的市场份额,削弱其规模经济,推高其生产成本,因此一定会遭遇旧企业的各种打压,比如三星可以打价格战,夏普也可以到处搅局。
- 行政手段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该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某个行业,关键还要看国内市场规模。在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政府若投资和补贴国内企业,这些企业无法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必须依赖出口,那政府的投入实际上是在补贴外国消费者。但在我国,使用液晶屏幕的很多终端产品比如电视和手机,其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就在国内,所以液晶显示产业的外溢性极强。若本国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不一定非要有技术优势,能够拉低国际厂商的漫天要价也可以),政府就可以考虑扶持本国企业进入,这不仅能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促进其发展。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 所以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
- 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增加其成本,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
- 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
- 第一种办法明显不够经济,因为在新能源发展早期,传统能源占据九成以上的市场,且成本低廉,对其征收重税会大大加重税收负担,造成巨大扭曲。所以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补贴新能源,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本逼近传统能源之后,再逐渐降低补贴,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加速其退出
- 所以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建设”,而是“保持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谁也看不清,自由市场上,失败也比成功多得多。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能保持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与只扶持特定企业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
结语
- 经济发展是企业、政府、社会合力的结果,具体合作方式取决于各自占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禀赋的分布格局由历史决定。我国的经济改革脱胎于计划经济,政府手中掌握大量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如土地、银行、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所以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深度参与工业化进程。政府和市场间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重要现象,都是这两种组织和资源互动的结果。要想认识复杂的世界,需要小心避免政府和市场的二分法,下过于简化的判断。
下篇 宏观现象
城市化与不平衡
- 城市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是非常有效的融资手段。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积累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的原始资本,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房价。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
房价与居民债务
- 房价短期内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中长期主要由供求决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房屋供需都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因为年轻人是买房主力。年轻人大都流入经济发达城市,但这些城市的土地供应又受政策限制,因此房屋供需矛盾突出,房价居高不下。
-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而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而房地产不仅连接着银行,还连接着千家万户的财富和消费,因此影响很大
-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 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一边很多房子空置。如果把房子在内的所有家庭财富(净资产)算在一起的话,按照上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2019年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49%,而最穷的40%的人只占有总财富的8%。
- 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trickle-down consumption),这在发达国家是很普遍的。
- 2020年,随着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各种讨论年轻人“纵欲式消费”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热烈,都与消费类债务急升的大背景有关。这种依靠借债的消费无法持续,因为钱都被花掉了,没有形成未来更高的收入,债务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 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其中大部分是欠银行的按揭,负债率很高,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
- 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 至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缓解压力的根本之道是增加供给,而不是限制需求。涌入城市的人是来工作和谋生的,他们不仅分享资源,也会创造资源。
- 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 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 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
结语
-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
- 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 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债务与风险
债务与经济衰退
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任何部门出问题都可能传导到其他部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形成系统风险。银行既贷款给个人,也贷款给企业。若有人不还房贷,银行就会出现坏账,需要压缩贷款;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就难以维持,需要减产裁员;于是更多人失去工作,还不上房贷;银行坏账进一步增加,不得不继续压缩贷款……如此,恶性循环便产生了。如果各部门负债都高,那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就不多,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危机。这类危机往往来势汹汹,暴发和蔓延速度很快,原因有二。
第一,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若债务太重,收入不够还本,甚至不够还息,就只能变卖资产,抛售的人多了,资产价格就会跳水。
第二,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借债往往需要抵押物(如房产和煤矿),若抵押物价值跳水,债权人(通常是银行)坏账就会飙升,不得不大幅缩减甚至干脆中止新增信贷,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资金链断裂,业务难以为继。
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 频繁的金融活动并没有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反而给经济带来了不必要的成本。过多的短期交易扩大了市场波动,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资金和资源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但实体经济的蛋糕却没有做大。而且大量金融交易都是业内互相“薅羊毛”,所以“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大量投资硬件,高薪聘请人才,导致大量高学历人才放弃本专业而转投金融部门。
- 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但持续的逆差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这个逻辑也被称为“特里芬悖论”。所以如今的全球经济失衡,是贸易失衡和美元地位带来的资本流动失衡所共同造就的。
- 穷人借债主要是买房,因此富人的余钱也就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流向了房地产。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将近七成的贷款是按揭或其他房地产相关贷款。所以大部分银行并没有把社会闲散资金导向实体企业,变成生产性投资,而是充当了富人借钱给穷人买房的中介。这种金融服务的扩张,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加大了风险。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 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利息5%,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在这笔“银信合作”业务中,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就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是一种“影子银行”业务。
- 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就拧紧了“影子银行”的总闸,也打断了各种通道。但这波及的不仅是想借钱的房地产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也挤压了既没有土地抵押也没有政府背书的中小私营企业,它们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在“资管新规”之后全面暴露。
化解债务风险
如果借来的钱能用好,能变成优质资产、产生更高收入,那债务负担就不是问题。但如果投资失败或干脆借钱消费挥霍,那就没有新增收入,还债就得靠压缩支出:居民少吃少玩,企业裁员控费,政府削减开支。但甲的支出就是乙的收入,甲不花钱乙就不挣钱,乙也得压缩支出。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整个经济就会收缩,大家的收入一起减少。若收入下降得比债务还快,债务负担就会不降反升。这个过程很痛苦,日子紧巴巴,东西没人买,物价普遍下跌,反而会加重实际债务负担,因为钱更值钱了。如果抛售资产去还债,资产价格就下跌,银行抵押物价值就下降,风险上升,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增发货币的方式大概有三类。
- 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
- 第二类方式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
- “量化宽松”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手中,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央行“发钱”的方式是购买各种金融资产,所以会推高资产价格,受益的是资产所有者,也就是相对富裕的人。
- 第三类增加货币供给的做法是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
- “赤字货币化”的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代替金融市场的价格(即利率)来调节经济资源配置。
历史上看,大搞“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普遍没有好下场,会引发物价飞涨的恶性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和国家信用,陷经济于混乱。
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 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
- 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而无论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投资,都由掌握土地和银行系统的政府所驱动,由此产生的诸多债务,抛开五花八门的“外衣”,本质上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回应。所形成的债务风险,虽然表现为债主银行的风险,但最终依然是政府风险。
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债权相比,股权的约束力更强。一来股东风险共担,共赚共赔;二来股权可以转让,股价可以约束公司行为。哪怕同样是借债,债券的约束力也比银行贷款强,因为债券也可以转让。
总的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这些机制不是新问题,但债务负担在这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无论是实际生产率的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信贷或债务增长的速度,所以宏观上就造成了高投资挤压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和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剩,同时伴随着腐败和行政效率降低。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最近几年的改革力图扭转这种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国内国际失衡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GDP增长的主力是投资和出口,而国内消费则相对不振。
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而且起步时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和工业水平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投资都有用,都有回报,关键是要加大投资,加速资本积累。而在资本市场和法律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以信用等级高的政府和国企来调动资源,主导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是有效的方式。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就不可持续了,会导致四个问题。
- 第一,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投资什么都有用的时代过去了,投资难度加大,因此投资决策和调配资源的体制需要改变,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面需要改变。
- 第二,由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很多投资不能变成有效的收入,都浪费掉了,所以债务负担越积越重,带来了一系列风险,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
- 第三,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因为与劳动相比,资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会带来很多问题,社会对此的容忍度是有限的
- 第四,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过剩产能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
中美贸易冲突
- 美国每年进口都大于出口,相当于不断从国外“借入”资源,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但这些外债几乎都以美元计价,原则上美国总可以“印美元还债”,不会违约。换句话说,只要全世界还信任美元的价值,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用美元去换取他国实际的产品和资源,这是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实实在在的“挥霍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
- 技术高压虽然可能让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受挫,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产技术也因此获得了市场机会,可能提高市场份额和收入,进而增大研发力度,进入“市场—研发—迭代—更大市场”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国产替代。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国国内市场确实能继续壮大,国民消费能继续提升,能真正支撑起“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模式。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改革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
- 世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畅通无阻的市场。市场从建立到完善,其规模和效率都需要逐步提升,完善的市场本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我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建立和打通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实现货物和人的互联互通,难度不亚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设和制度磨合。过去几十年,从铁路到互联网,我国各类基础设施发展极快,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冲击着一些旧有制度的藩篱。未来,只有继续推进各类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角色,从生产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实现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地区间竞争
- 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使用效率,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竞争。
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 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瓦格纳法则”。因为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政府在公立教育、医疗、退休金、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支出都会随之增加。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外来冲击也大,所以政府要加强各种“保险”功能。另一方面,当今很多贫穷落后国家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政府太弱小,可能连社会治安都维持不了,更无法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环境。经济富裕、社会安定、政府得力是国家繁荣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
- 所谓强力政府,不仅在于它有能力和资源支持企业发展,也在于它有能力拒绝对企业提供帮助。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 本书阐述的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 有经济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言:“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结束语
我是个经济学家,基于专业训练的朴素信念也有一个: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本文作者: Uyou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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