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
本文最后更新于：2023年4月15日 晚上
——[作者] [美]瑞.达利欧
引言
- 从我多年与市场角力和总结相应原则的经历中，我认识到：
- 一个人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
- 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他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
- 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往往错过一生中的重要成长时刻，是因为每个人仅经历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却无暇拓宽视野，发现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和周期及其背后的重要关联、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 央行提供大量货币和信贷如何以及为何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也扩大了贫富差距，让国家步入民粹主义和冲突的时代。2008年后，我们看到这些驱动因素及其机制的重演。
- 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巨大且经济衰退时，人们会为如何分配财富发生严重冲突。
- 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现在被称作“量化宽松”）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因为购买金融资产会推高资产价格，这有利于持有更多金融资产的富人，而无利于贫困者。这会对未来产生何种影响？
- 构成平均指数的几乎所有公司都有初创、壮大和衰亡的阶段。如果你投资一家公司，除非分散投资并且调整押注（就像构建标普指数那样），否则就会在经历大涨之后，经历大跌，直到消亡。但如果你能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分辨出上涨和下跌时期，就可以妥善地改变市场头寸。
- 各国存在永恒普适的共性，这些共性远比差异更重要。如果我们仅因这些差异而无视共性（我们可以从共性中获得历史借鉴），那就太可悲了。
1 大周期简述
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对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分配财富和权力，尽管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争斗，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像潮起潮落一样循环往复。
我也发现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财富拥有者都具备创造财富的手段。为了维持和增加财富，他们与政权掌控者合作，一起建立共生关系，制定和执行规则。我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虽然具体形式已经演变，并将继续演变，但最重要的机制基本上没有改变。那些拥有财权的群体发生了演变，但其仍然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合作和竞争。（例如，最初是拥有土地的君主和贵族，当时农业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然后是资本家和民选或专制政府的政治官员，如今是资本主义者创造资本资产，而财富和政治权力通常不会在家族中传承。）
我发现，随着这一运作机制的逐渐演变，很小部分的人获得并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之后国家变得过度扩张，陷入困难时期，使最贫困且最没权势的群体遭受最大的重创，进而引发冲突，酿成革命和/或内战。冲突结束后，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我在引言中提到的三个最重要的周期：
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在这些周期的驱动下，国家在两个极端之间更迭（例如，在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萧条、左派掌权与右派掌权、国家合并与解体之间更迭）。这是通常发生的情况。因为人们倾向于极端化，从而超过平衡点，出现过度而导致反向走势。朝着一个方向的走势中，潜藏着导致反向走势的要素。
这些周期在历史的长河中基本上没有变化，原因与人类生命周期的基本要素在历史长河中保持不变是一样的：人类本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太大变化。例如，恐惧、贪婪、嫉妒和其他基本情感始终没有改变，它们是驱动周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货币/信贷/资本市场大周期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债务、债务资产（如债券）积累过多，导致债务无法用硬通货偿还。当人们设法出售债务资产以购买其他资产时，他们发现无法这样做，因为比起庞大的债务资产，货币数量和可以购买的东西的价值远远不够。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违约就会促使央行增印货币。这个周期在几千年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也是如此。
进化是走向进步的上行轨迹，而进步源于适应和学习。周期围绕着上行轨迹而反复出现。在我看来，大多数事物是沿着一条具有周期性的上行轨迹发生的。这条轨迹就像一个上行的螺丝锥。
经济则是有起有落的，因为在债务周期的驱动下，经济活动沿着上行趋势线上下波动。这些围绕趋势线的渐进变化（有时是彻底变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且毫无痛苦的。某些变化极其突然且充满痛苦，这是因为人们会犯错误，需要从中吸取教训，进而提高适应力。进化和周期共同构成螺旋式上行轨迹，这条上行轨迹显现在一切事物（财富、政治、生物、技术、社会学和哲学等）中。
人类的创造力极其强大。从整体格局来看，人均产出正在稳步提高，不过早期增速非常缓慢，但从19世纪开始加快了速度，那时的上行曲线明显走陡，反映了生产率的加速提升。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能够通过更好的方式获取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生产率。这是很多因素促成的，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期欧洲的谷登堡印刷机（当时印刷术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随着谷登堡印刷机的问世，更多人获得了学习和教育的机会，它对一系列重要运动都做出了贡献，例如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资本主义诞生，以及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以来，经济一直在这样的体制中运营：财富和权力主要来自教育、创造力和资本主义的综合作用，决策者与掌控大部分财富和教育资源的人进行合作。
自古至今，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几乎所有动荡时期的产生都是缘于财富和权力斗争（即革命和战争形式的冲突，通常是货币和信贷崩溃与巨大贫富差距所致）与严重天灾（如干旱、洪水和大流行病）。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些时期的糟糕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忍受能力。
-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国民素质，它就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管理。如果一个国家更有创造力，它就有更强的适应力。正如稍后将会探讨的，这些因素是可以测量的永恒普适的原则。
因为相比人类适应力和创造力的逐步上行轨迹，这些动荡时期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不能从前面的人均GDP和预期寿命图中分辨出来，只体现为一些小波动。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波动的幅度似乎非常显著，因为我们是如此渺小，生命也是如此短暂。
简单地说，信贷崩溃的原因是债务过多。中央政府通常需要大量注资，让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但政府没有这笔资金，于是，央行总是被迫增印货币，充分提供信贷。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大量债务造成经济急剧下滑时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方法。
案例分析显示，以往的经济和市场下行时期大约持续了三年（出入在几年之内），这取决于债务重组和/或债务货币化所需的时间。通过印钞填补债务缺口的速度越快，通缩性萧条就会越快结束，人们也就越快开始担心货币价值
这些破坏/重建时期重创了弱者，也确定了谁是强者。强者建立全新的规则（即新的世界秩序），为繁荣时期奠定了基础。在繁荣时期，随着债务泡沫滋生，贫富差距扩大，最终超过极限，导致债务泡沫破裂、新的压力测试开始，从而进入破坏/重建时期（即战争），开启新的秩序。最终，强者又比弱者获得更大的权力，等等。
当一个群体获得的财富和权力超过任何其他群体时，这个群体便成为世界主导势力，进而决定世界秩序。当其失去这种权力时（以往的每个帝国都是如此），世界秩序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巨变。
中国曾经在几百年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一直领先于欧洲），不过从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开始急剧衰落；
- 荷兰作为一个相对很小的国家，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帝国；
- 英国的发展轨迹与荷兰类似，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鼎盛；
- 最后，美国崛起，在过去150年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不过其主导地位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尤为显著；
- 当前，随着中国再次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
有趣的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与国民的幸福几乎没有关联，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其二，这项研究并不包含我称之为“小而精的国家”（如瑞士和新加坡），这些国家拥有大量财富，生活水平很高，但是因其规模较小，不足以被归入世界主要国家的行列。
提高教育实力可以推进创新和技术，进而扩大世界贸易份额和军事实力，增加经济产出，建设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期之后，构建起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中大部分决定因素保持强劲，之后依据类似的次序跌落。
上升阶段：上升阶段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
1. 债务水平相对较低，
2. 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
3. 人们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
4. 具备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
5. 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
6. 一个或多个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进而发展到……
顶部阶段：顶部阶段以各种形式的过度状况为特征：
1. 高负债，
2. 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
3. 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不断下滑，
4. 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
5. 过度扩张的国家受到新兴对手的挑战，引发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导致……
下跌阶段：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冲突和巨大变革，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了种子。
所有最伟大的国家都在发展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从而吸引和分配当时的资本。阿姆斯特丹是荷兰在鼎盛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是英国在强盛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是现在的世界金融中心，而中国正在推动上海迅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在顶部阶段，国家维持着使其崛起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回报中也埋下了衰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偿债负担不断加重，从而打破了使其崛起的自身强化机制。
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这些分歧和怨恨就不会酿成冲突。
内部秩序的改变可能不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改变，只有当造成内部混乱和不稳定的力量与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秩序才会改变。
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有能力挑战现有大国和现有的世界秩序时，发生重大国际冲突的风险就会上升。特别是在现有大国发生内部冲突的时期，因为崛起的国际对手通常会设法利用这种国内弱势。如果崛起大国已经具备与现有大国相当的军事实力，局势就会更加危险。
围绕着生产率增长的上行趋势线（使财富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存在着产生繁荣建设时期的周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人们融洽合作以共同创造繁荣，构建良好的教育体制和基础设施，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以及一个或多个世界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这是令人愉悦的繁荣时期。但是，繁荣发展一旦变得过度（以往情况总是如此），国家就会进入破坏和重组的萧条时期。届时，国家的基本面处于疲弱态势，负债水平处于高位，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不同派系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合作，教育和基础设施落后。在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国家难以维持过度的扩张，从而陷入充满争斗、毁灭和重组的痛苦阶段，进而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为新的建设时期奠定了基础。
贫富悬殊、债务危机、革命、战争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常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场完美风暴，而不是偶然巧合。
2 决定因素
我认识到历史就像一台由因果关系驱动的、永不停歇的机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周而复始。
我们不妨重点关注这三大周期：
有利和不利的金融周期（例如资本市场周期）；
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合作程度与财富和权力斗争，后者主要缘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
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取决于现有大国在财富和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希望读者尝试理解这三个周期，了解各国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历史和逻辑表明，如果这三个周期同时处于有利阶段，国家就会强大而不断崛起；如果这三个周期都处于不利阶段，国家就会疲弱而走向衰落。
另外两个决定因素也值得注意，即创新和技术发展步伐，这有助于人类解决问题和做出改进；
及天灾，最重要的是干旱、洪水和疾病。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我们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推动进化过程。历史上的天灾（如干旱、洪水、疾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以上是5个最重要的因素，我称之为“五大力量”。当5个决定因素朝着同一个方向出现改善或恶化时，大多数其他因素都会出现相同的走势。
在我看来，驱动事件发生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两类：
- 继承的决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地质和自然现象，如气候和疾病。
- 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人们对待自己和彼此的方式。这些因素受人类本性和不同文化的影响（影响方式各不相同）。
最脆弱的定位是高度依赖一种或几种大宗商品，因为大宗商品具有高度的周期性，有时会完全失去价值。
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虽然一个国家继承的资产和负债非常重要，但历史表明，人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自身利益。对大多数人、组织和政府来说，自身利益（尤其是自我生存能力）是最强大的推动力。但最重要的是何种自身利益（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等等），这是社会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
获得并维持财富和权力的动力。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个人、家庭、公司、州和国家拥有的强大动力，尽管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相对于其他事物，不同的个人、家庭、公司、州和国家对财富和权力的重视程度不同。对一些人来说，财富和权力并不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那么重要。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的大事，对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成功，其收入至少需要与支出相当。一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适中且有盈余；另一些国家的收入和支出要多得多，但有赤字。前者更可能取得可持续的成功。历史表明，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的支出一旦超过收入，就离苦难和动荡不远了。
资本市场。储蓄和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购买力的能力对一个国家的健康状态至关重要。因此，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是一个国家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多代人心理周期。由于经历不同，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方式，从而影响他们和后代的命运。有句谚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三代人的时间也大致相当于一个典型的长期债务周期。但历史表明，如果这些周期管控得当（例如，许多代都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本），财富和权力就可以延续许多代。
将即时满足置于长远福祉之上。这是另一个可以辨别个人和社会是否会成功的因素。那些看重长远福祉（而非即时满足）的个人和社会往往处于更好的境况。人类选择即时享受（而非长远福祉）的倾向自然夸大了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因为这样做是以牺牲未来为代价而提前享受美好时光。这种情况会以许多有害的方式发生，最典型的方式是产生债务繁荣和萧条周期。鉴于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政府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影响。
文化。俗话说，“文化就是命运”。文化差异是人们对应该如何对待彼此所持的不同看法，这一差异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个社会的文化都是基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而形成的，文化提供指导人们应对现实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指导人们如何对待彼此的原则。文化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运转。
对全球思维的开放态度。这是一个可以很好地反映国家实力的先行指标。因为自我孤立的实体往往会错过时机，不能了解到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从而削弱自身实力，而了解世界上的最佳做法可以帮助人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领导力。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一切都受到领导人的影响。人生就像一盘国际象棋或中国围棋，每走一步都有可能决定最终结果，一些棋手会比另一些棋手技高一筹。
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你会反复看到，历史的进程如何被主要领域（如政府、科学、金融和商业、艺术等）的相对少数人的独特性改变（有时带来卓越的成就，有时带来可怕的恶果）。在每一代人中，大约有几百人改变了一切。研究这些关键人物所发挥的作用，考察他们在不同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和带来的后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台永动机的工作原理。
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扩大往往导致冲突加剧，特别是在经济形势恶化、人们为不断缩小的经济蛋糕而争斗的时期。
左倾/右倾政治周期。在所有社会中，政治都在左倾势力与右倾势力之间更迭，这些更迭决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有的更迭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有的则充满暴力。
虽然一些社会在左倾/右倾政治之间取得了相对合理且稳定的平衡，但更常见的是，左倾/右倾政治之间发生周期性更迭。在国家兴衰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更迭持续发生，周期大约是10年。重大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大周期的结束，往往预示着革命的到来。
要想维系和平，就必须解决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它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彼此合作是对双方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对一方来说，先杀死对方的做法更合乎逻辑。
要想进一步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就需要交换利益，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使自身不能承受失去这种关系的后果。
军事实力与和平/战争周期。历史告诉我们，军事实力（无论是自身的还是通过联盟获得的）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因素。有时武力本身就是威胁，有时必须动用武力。军事实力是很容易观察和衡量的，也可以定性评估。在国际关系方面，军事实力尤为重要，因为国际上没有有效的司法和执法体系，各国需要通过战争来检验各自的相对实力，这就产生了战争与和平周期
如果不以历史眼光来认识这些差异，我们就会面临一些障碍。一旦洞察并领悟永动机的运作原理，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体制如何逐步发生演变。这些体制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专制体制、民主体制，以及由这些体制演化而来的后代和混合体，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些演变后，我们可以基于人们选择的相处方式以及人性影响，设想新的内部秩序（决定财富和政府政治权力的分配）将会如何演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
人们最信赖的“自身”是他们尽最大努力保护的自身，这种意愿驱动着他们的行为。例如，如果人们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那么他们的国家就更可能得到保护，而如果人们认为个人比国家更重要，他们就会逃离枪林弹雨。
财富=权力。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有形财产、工作和他人的忠诚、教育、医疗、政治和军事等各种有影响力的权力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那些财富拥有者与政权掌控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决定了统治秩序。
多代人心理周期
- 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
- 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很低，只能勉强糊口。他们很看重钱，所以不乱花钱。没有人愿意贷款给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债务。有些人有潜力，而另一些人则不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贫困和缺乏资源，人们无法接受教育，也没有实现自力更生的其他能力。在这个阶段，与生俱来的一些情况和生活态度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变得更富有的最大因素。
- 在这一阶段，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们的文化和能力。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新兴国家”。在那些取得进步的国家，人们通常努力工作，逐步攒下比生存所需更多的钱，他们因担心将来没有足够的钱而做好储蓄。从这一阶段到下一阶段的演化通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从大约40年前到10~15年前，“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就是这个阶段的经济体。
- 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
- 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财务安全感的人们通常在财务方面仍然小心谨慎。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努力工作，国家出口大量商品，实行固定汇率，人们大量储蓄，并有效地投资于房地产、黄金、本国银行存款等实物资产，以及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因为有了更多的钱，他们可以并且确实投资于能提高生产力的方面，例如人力资本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研发等。这一代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努力工作，取得成功。他们还完善了资源配置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法律体系。这是周期中最具生产力的阶段。
- 国家在这个阶段既经历了收入快速增长，又经历了生产率快速增长。生产率增长意味着：（1）通胀不是问题，（2）国家变得更有竞争力。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通常不会显著增加，有时还会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时期。如果国家提供充分的产权保护，那么这时也是投资于这个国家的绝佳时机。
- 你可以从第一阶段的国家中分辨出第二阶段的国家。因为在第二阶段，你会看到与老城比邻而居的金光闪烁的新城市、高储蓄率、迅速增长的收入，通常还有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后期新兴国家”
-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
- 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收入很高，所以劳动力变得更昂贵。但他们之前在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仍在带来回报，从而推动生产率提高，使他们得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优先级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免受困难时期的影响，转为享受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人们更愿意多花钱。艺术和科学通常得到蓬勃发展。新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困难时期，他们的人口占比不断加大，从而强化了主流心理的这些变化。我们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些观念的转变：工作时间减少（例如，每周通常的工作时间从6天减少到5天）；相比生活必需品，休闲品和奢侈品的消费大幅增加。这一阶段至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和中期。
- 在这个阶段，大国几乎总是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一般来说，它们发展军事是为了确立和保护自身全球利益。
- 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1950—1965年，美国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关键是要尽可能长地维持这些带来实力的决定因素。
-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
- 在这个阶段，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加大杠杆的背后是心理变化。因为经历过前两个阶段的人们已经去世或变得无关紧要，而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则习惯于优越的生活，而不担心钱不够。在这些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和支出都很高，因此劳动力变得昂贵，导致实际收入增速减慢。由于他们不愿意限制消费，使自己的消费与放慢了的收入增速相匹配，因此只得减少储蓄，增加债务，选择捷径。尽管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但他们继续大量消费，仍然显得富有。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效率下降，生产率增长放缓。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城市和基础设施变得陈旧和低效。国家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声誉（而不是竞争力）来为赤字融资。在这个阶段，国家通常会大规模投资于军事，以保护其全球利益，有时因战争而耗资巨大。在通常情况下（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国家会面临“双赤字”，即国际收支逆差和政府财政赤字。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几年，泡沫经常发生。
- 无论是由于战争，还是金融泡沫破裂，抑或是两者兼具，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国家无法用未贬值的货币来偿还累积的债务。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
-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
- 在泡沫破裂和去杠杆化之后，私人债务增长，而私营部门支出、资产价值和净资产在自我强化的负面周期中下降。为了提供补偿，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双双加大，央行通常会增“印”货币。央行和政府降低实际利率，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使其充分高于名义利率，从而减轻债务负担。由于实际利率处于低位、货币疲软和经济状况不佳，债券和股票资产表现不佳。同时，这些国家越来越需要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低成本国家展开竞争。虽然货币贬值，但仍然深受欢迎，因为这减轻了去杠杆化的痛苦。随着经济和金融趋势的延伸，这个阶段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我把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对明显正在衰落的国家来说，要让心理和属性完成一个重新达到昔日高峰的完整周期，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复兴）。罗马人和希腊人从未东山再起，而中国人则经历过几次。
- 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
人类的创造力。事实证明，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善解决办法的能力要比所有问题的总和都强大得多
一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力是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创新和商业精神是经济繁荣的命脉。没有创新，生产率增长就会停滞不前。有了创新，一个国家的劳动者的产出水平就会超过全球其他劳动者的水平，从而推动成本竞争力提升，使其成为更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群体斗争。自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在几乎所有社会中，都是一小部分人（“统治者”或“精英”）控制了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尽管比例有所不同）。他们控制体系并从中获益，自然支持并试图维护这一体系。由于财富拥有者可以影响权力持有者，权力持有者也可以影响财富拥有者，所以这些统治者或精英内部存在同盟，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秩序，让所有人都遵守现有指令和法律，尽管这个体系加大了财富和权力差距。因此，所有的内部秩序都是由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某些群体管控的，他们以共生关系运作，从而维持现有秩序。尽管不想扰乱惠及他们的秩序，但这些精英一直为财富和权力而相互争斗，也与企图获得财富和权力的非精英争斗。当经济形势较好、大多数人富裕起来时，这些争斗就会减弱；当经济形势不佳时，这些争斗就会激化。如果大多数人处于极端窘境（例如，面临无法解决的债务危机、非常糟糕的经济、极为恶劣的天灾），由此产生的痛苦、压力和斗争通常就会导致革命和/或内战。
在通常情况下，大周期伴随着和平与生产率上升的时期，财富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增长，这导致一小部分人获得并控制了极大比例的财富和权力，然后变得过度扩张，进而导致困难时期出现，没有钱权的群体受到的伤害最大。革命和/或内战因此爆发，推动新秩序的建立，使周期重新开始。
通过研究历史，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永恒普适的真理：自孔子生活的公元前500年左右以来，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这样做可以
- 找到最佳人选来很好地完成工作，
- 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
- 让公民认为自己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左倾/右倾政治周期。资本家（即右倾势力）和社会主义者（即左倾势力）不仅有着不同的自身利益，而且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二者都愿意为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而奋斗。右倾/资本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自给自足，从而获取效益，限制政府干预，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成果，允许个人选择社会道德标准。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资本主义最适合大多数人，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对社会的贡献最大。资本家通常不能容忍为那些缺乏生产和盈利能力的人提供财务支持。对他们来说，赚钱 = 取得效益 = 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他们不太注意经济机器是否为大多数人创造了机会和繁荣。他们也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盈利形式不利于实现大多数人的目标。例如，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并非当务之急，但这显然是整个社会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一个主要动力。
左倾/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观点是，人们互相帮助，政府支持民众，分享财富和机会是高尚道德，而且有利于社会。他们认为，私营部门基本上是由贪婪的资本家经营的，而普通劳动者（如教师、消防员和工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强调妥善分配经济资源。他们支持政府增加干预，相信政府官员会比资本家更公平，资本家只想剥削他人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赚钱、储蓄和将储蓄转化成资本（即资本主义）的能力是激励人们的有效动力，也帮助人们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生活水平。但资本主义也会造成财富和机会差距，这种差距是不公平的，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具有高度的周期性，可能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在我看来，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不加剧不平等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3 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的大周期
货币和信贷并不存在固定的数量。央行可以很容易地创造货币和信贷。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都希望央行发行大量货币和信贷，因为这会增强其消费能力。如果货币和信贷用于消费，大多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价格就会上涨。这也产生了必须偿还的债务，需要个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削减支出，最终使支出低于收入，这个过程是艰难和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具有内在的周期性。在信贷创造阶段，商品、服务、投资资产的需求和生产都很强劲，而在债务偿还阶段，两者都很疲弱。
在储备货币存在期间，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受益匪浅。因为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极大的借款和消费能力，也给予该国巨大的权力，它能决定哪个国家获得国际交易所需的资金和信贷。然而，拥有储备货币通常会让一个国家播下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种子。这是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可以借到超出自身偿付能力的资金。为了偿还债务，储备货币国家发行大量货币和信贷，导致货币贬值，最终丧失储备货币地位，而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极为糟糕。这是因为拥有储备货币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它赋予这个国家巨大的购买力和地缘政治实力。
如果一个国家急需储备货币来偿还以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并且需要从只接受储备货币的卖家那里购买商品，这个国家可能就会破产
每种经济都存在驱动它的供求关系。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取决于商品和服务数量、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买家数量。当商品和服务需求强劲且不断上升，而满足需求的产能不足时，实体经济的增长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需求增速继续超过生产能力，价格就会上涨，通胀也会走高。这时金融经济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为了应对通胀走高的局面，央行通常会收紧货币和信贷，从而削弱实体经济的需求；当需求过少时，央行便采取相反的举措，通过提供货币和信贷来刺激需求。通过增减货币和信贷的供应，央行可以增减金融资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生产。但其无法做得完美，所以这个过程中存在短期债务周期，即经济增长和经济衰退之间更迭的阶段。
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那么在政府创造了大量货币和信贷时，许多急切购房的买家可能会推高你的房价，但房子仍是同一套房子，你的实际财富并没有增加，只是财富的估值有所增加。同样，如果政府创造了货币，你拥有的任何其他资产（股票和债券等）的价格就会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估值上涨了，但实际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因为你所拥有的物品还跟以前一样，只是市场认为这些物品更值钱了。
货币和信贷在发放时产生刺激性影响，而需要偿还时会产生抑制性影响。这就是货币、信贷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原因。
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初期，此前的超额债务得以重组，央行拥有一整瓶的兴奋剂，而当债务高企、央行的兴奋剂所剩无几的时候，这个周期就结束了。更具体地说，当央行无力通过货币和信贷增长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时，央行就不具备刺激经济的能力了。我们从历史案例中可以看到，为了抵消通缩性信贷和经济萎缩带来的通缩影响，中央政府和央行会创造货币和信贷，这样做会削弱自己的货币，推高货币通胀水平。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如下时期：债务高企，利率无法充分下调，货币和信贷创造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提振超过对实体经济活力的提振。这种时候，债务（即其他人交付资金的承诺）持有者通常希望出售持有的货币债务，换成其他形式的财富储备工具。一旦人们普遍意识到，货币和债务资产不再是良好的财富贮藏手段，长期债务周期就走到了尽头，这时需要对货币体系进行结构性重组。
长期债务周期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a）并不存在债务，或者债务很少，（b）人们使用硬通货。
- 在战争期间，各方不信任彼此的支付意图和能力，故而仍然使用黄金来完成交易。因此，黄金（其次是白银）既可以作为安全的交换媒介，也可以作为安全的财富贮藏手段。
第二阶段：后来出现了硬通货债权票据（又称票据或纸币）。
- 这种货币体系被称为挂钩货币体系，因为货币的价值与某种实物的价值挂钩，这种实物通常是硬通货，如黄金和白银。
- 第三阶段：后来是债务增加
- 贷款和借款日益增多，掀起了借贷热潮，以至货币债权（即债务资产）数量超过了可供购买的实际商品和服务数量。最终，货币债权远远超过银行储存的硬通货。
- 一旦出现以下问题，麻烦就来了：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人们持有的债权数量（他们指望通过出售这些资产，换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比商品和服务数量增长得更快，以致债务资产（如债券）无法兑换成货币以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这两个问题往往结伴而来。
第四阶段：然后会发生债务危机、违约和货币贬值，导致印钞和与硬通货脱钩。
- 当债务资产持有者想要换成实物货币与实物商品和服务却发现无法转换时，挤兑就会出现，即债务资产持有者竞相将债务资产转换成货币、商品、服务和其他金融资产。届时，无论是私人银行还是央行，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允许资金从债务资产流出，这会推升利率，导致债务和经济问题恶化；要么“印钞”，发行债券，并充分购买债券，防止利率上升，以期资金流回债务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可避免地与硬通货脱钩，印发货币，并让货币贬值。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导致无法忍受的通缩性经济萧条。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创造足够的货币和让货币贬值，从而抵消通缩带来的经济萧条，但又不至于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如果行之有效，这就会实现我所称的“和谐的去杠杆化”
- 有时购债举措暂时奏效，但一旦货币债权（债务资产）与实际存在的硬通货以及可供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比率过高，银行将处于无法自救的困境，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硬通货来偿付货币债权。当央行发生这种情况时，它可以选择违约，或者与硬通货脱钩，发行货币，让货币贬值。央行总会不可避免地选择让货币贬值。但如果这些债务重组和货币贬值的规模过大，就会导致货币体系失灵乃至被摧毁。债务（即货币债权及商品和服务债权）越多，货币贬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大。
- 值得注意的是，受生产能力的限制，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总是有限的。另外，正如我们关于硬通货债权票据的例子所示，硬通货（例如储存的黄金）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而纸币（硬通货债权票据）和债务（纸币债权）的数量不断增长。当纸币债权的数量超过银行储存的硬通货数量以及经济体中的商品和服务数量时，这些债务资产持有者的风险就会增加，他们可能无法把债务资产兑换成他们预期得到的硬通货、商品和服务。
第五阶段：然后是法定货币，最终导致货币贬值。
央行希望尽可能延长货币和信贷周期，使其长久持续下去，因为这比其他选择要好得多。因此，当硬通货和硬通货债权的货币体系变得过于受限时，政府通常会放弃该体系，转而采用所谓的法定货币体系。法定货币体系不涉及硬通货，央行可以无限制地印制纸币，所以不会面临硬通货储备缩水而被迫违约的风险。届时，央行的风险在于，由于不再受制于有形黄金、白银或其他硬资产的供给，印钞机掌管者（即与商业银行合作的央行）不断创造更多的货币、债务资产和负债，以至超过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数量。最终，持有大量债务的债权人设法出售这些债务，换取商品和服务，从而产生与银行挤兑相同的效果，导致债务违约或货币贬值。
债务票据可以按固定比率兑换成有形资产（如黄金和白银）的货币体系，可以转变成不需要这些兑换的法定货币体系。最近一次这样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8月15日的美国。这一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向全美发表电视讲话，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
西方历史表明，我们不应该依靠政府来保护钱财。相反，我们应该预料到，大多数政府会滥用它们作为货币和信贷创造者与使用者的特权，如果你处在他们的位置，那么也可能出于同样的理由滥用特权。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决策者能掌控整个长期债务周期。每个决策者只参与这个周期的一个或几个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当时认为是最好的决策（包括违背承诺，尽管他们对整个周期的整体处理方式不佳）。
当政府能够创造货币和信贷，并发放给民众而取得好评时，政府很难抵抗这种诱惑。这是一种典型的金融手法。纵观历史上的统治者，他们都会积累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在他们统治结束后很久才会到期，所以继任者需要为之买单。
当政府大量印钞和购债时，货币和债务的价值就会下降。这实质上是对货币和债券持有人征税，减轻债务人和借款人的负担。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货币和债务资产持有者就会意识到真实情况。于是，他们设法出售债务资产和/或借入廉价贷款，再举借可以通过廉价贷款来偿还的债务。他们还常常把财富转移到其他财富贮藏手段上，比如黄金、某些类别的股票或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常会继续印钞，直接或间接地购买债券（例如，让银行代其购买），并禁止资金流入通胀对冲资产、其他货币和其他地方。
尽管人们趋于相信货币基本上会永远存在，“现金”是可以持有的最安全的资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货币都会贬值甚至消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现金和债券（即获得货币的承诺）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这是因为大规模印钞、降低债务价值是减轻或消除债务负担的最简便方式。
与其他做法相比，印钞是最简便、最不被人了解、最常见的主要债务重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因为：
印钞有助于缓解债务压力；
在提供金融财富的过程中，难以分辨出财富被收走的任何受害方（尽管他们是货币和债务资产的持有者）；
在大多数情况下，印钞拉动资产价格上涨，因为人们根据货币来衡量自身财富，而此时的货币不断贬值，因此人们好像变得更富裕。
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的情况，政府和央行发放大量资金和贷款。请注意，此时你听不到任何人抱怨货币和信贷创造。事实上，如果政府不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贷款，就会被视为小气和残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政府实际上并不拥有这些资金。政府并非堆满了资金的富有的实体，而只是所有人的集合，到头来人们必须为政府创造和发放的资金买单。
第六阶段：回归硬通货。
- 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做得太过火了，就是说央行过度增印法定货币，债权人就会出售债务资产，引发上文所述的银行挤兑现象，最终导致货币和信贷的价值下降，促使人们逃离现金和债务（如债券）。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转向黄金、白银、保值的股票，以及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和资产
- 如果货币贬值和债务违约变得过于极端，货币和信贷体系就会崩溃。届时，政府通常会被迫回归某种形式的硬通货，重建人们对货币价值作为财富贮藏手段的信心。政府经常（但并非总是）将货币与黄金或某种硬通货挂钩，并允许新货币持有者将其转换为硬通货。例如，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弱势货币国家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或者干脆把自己的整个经济美元化（即把美元作为本国的交换媒介和财富贮藏手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债务越濒临崩溃（此时的未偿债权与硬通货和有形财富的比率最大），境况越危险，人们往往越感觉安全。这是因为他们一直持有债务，享受着债务带来的回报，而距离上一次债务危机的时间越长，人们对它的记忆就越淡，尽管持有债务的风险上升、回报下降。要想正确评估持有债务这颗定时炸弹的风险和回报，我们就必须时刻注意到需要偿还的债务与可供偿还的硬通货的比率、需要支付的债务金额与债务人的现金流的比率，以及投资者获得的利息回报。
4 货币价值的演变
- 1700年以来，世界上存在过大约750种货币，其中只有约20%的货币目前仍然存在，这些货币均出现过贬值。
- 印钞的目的是减轻债务负担，因此最重要的是货币对债务的贬值（即让货币数量相对于债务数量增加，使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债务是对未来交付资金的承诺，因此给需要资金的人提供更多的资金，就能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这些新增资金和信贷的流向决定接下来将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债务减免促进这些资金和信贷转化成公司的生产率和利润，实际股价（即经通胀调整后的股票价值）就会上涨。
- 一旦货币的创造严重损害现金和债务资产的实际和预期回报率，这就会导致资金流出这些资产，流入通胀对冲资产，例如黄金、大宗商品、通胀指数债券和其他货币（包括数字货币）。这将导致货币价值加速下跌。
- 央行有时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允许实际利率（即剔除通胀率后的利率）上扬，给经济造成损害（并且引起公愤），或者通过印钞以及购买现金和债务资产，避免实际利率上扬。央行会选择第二种做法，但这将加剧现金和债务资产回报不佳的状况。
- 二战期间，为了给军事开支提供资金，各国不得不增印货币，让货币进一步贬值。
- 2000年以来，货币相对于黄金贬值，原因有二：一是大规模货币和信贷创造，二是利率相对于通胀率保持在低位。由于货币体系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因此没有发生过以前那样的突然中断，货币价值只是在缓慢且持续地下降。低利率（有些情况下甚至是负利率）没有为货币和信贷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尽管程度较轻）提供补偿。
- 由于货币与黄金脱钩，央行可以不受约束地创造货币和信贷，从而营造了高通胀率、低实际利率的局面，致使黄金实际价格大幅上扬，这一局面直至1980—1981年才有所改变。当时，利率上调至明显高于通胀率的水平，推动货币走强，导致黄金价格下跌。直到2000年，央行下调利率，使其低于通胀率。当央行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进一步降息时，就转向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这种做法为黄金价格构成了支撑。
- 换句话说，历史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债务周期后期阶段，将赚取利息的现金货币作为财富贮藏手段存在巨大风险。
- 货币和信贷供应的增加导致货币和信贷价值的下降。这不利于货币和信贷的持有者，但有助于债务人减轻偿债负担。如果债务减免促进这些货币和信贷转化成公司的生产率和利润，实际股价就会上涨。但是，这可能会损害现金和债务资产的实际和预期回报率，促使人们抛售这些资产，转而持有通胀对冲资产和其他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开始印钞，并且购买现金和债务资产。但是，这么做会强化现金和债务资产回报不佳的走势。这种情况在长期债务周期中发生得越晚，货币和货币体系出现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决策者和投资者必须能区分对体系有利的货币贬值和对体系不利的货币贬值。
- 通常来说，央行最初的反应是，提高短期利率，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过于痛苦，因此央行很快会放弃这种做法，转而增加货币供应。央行通常在货币贬值后降息。
-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强，储户继续持有本国货币的意愿就越大。
5 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 那些伟大的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一系列主要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其变得伟大，而国家衰落的原因是这些主要因素的影响消失了。
- 研究历史使我发现，从内部有序到内部无序再回到内部有序的典型周期分为以下阶段：
-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接下来……
-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如果行之有效，就会……
-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进而出现……
- ……第四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从而导致……
-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之后……
-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然后再回到……
- ……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以此类推，整个周期循环往复。
- 不同国家通常处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各国竞相夺取财富和全球政治权力，因此在一些国家崛起的同时，另一些国家走向衰落。全球整体的波动程度比任何单个国家都要小。
- 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如果中产阶级规模大，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比另外两个阶级都强大，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大的地方，派别纷争出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假如没有中产阶级，而贫困者又过多，麻烦就来了，国家会很快走向灭亡。”
- 这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通常与第六和第一阶段的迥然不同。我称这个阶段的领导者为“土木工程师”。他们必须有智慧，最好还有能力和感召力，但最重要的是，领导者（或者其下属）必须能够设计和构建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高效的体制。第六（以革命为主）和第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与第二阶段（以重建和治理为主）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很好地反映在丘吉尔和毛泽东身上。两位领导者都是了不起的“励志将领”，但作为“土木工程师”存在不足。这一阶段的伟大领导者包括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这些领导者都是在战争后上台的，他们建立的体制为国家创造了繁荣，繁荣时期在他们去世后延续了很久。
- 在这个阶段，值得关注的势态发展是，机会、收入、财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大多数人面临不公平的困难处境；精英享有奢华和对他人不公的特权；生产率下滑；过度创造债务导致财政状况糟糕。这些自然发展趋势对国家构成巨大的风险，破坏自我维持的良好结果。伟大的国家能够实现自我维系，避免这些风险，继续留在第三阶段。如果不能避免这些风险，国家就会发展到第四阶段，即过度时期。
- 通过研究50多场内战和革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可靠地预测内战/革命的先行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和贫富悬殊。这是因为如果政府缺乏财力，它们就无法从经济上救助私营部门的实体；而要使体制保持运转，政府就得拯救这些实体（这就是2008年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做法）。
-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如果这样做，货币就会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 混乱和不满会滋生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反对精英主义，声称会为普通人而奋斗。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它所迎合的那些普通人认为，自身的问题没有得到精英的关注和解决。民粹主义通常在以下情况下滋生和发展：财富和机会存在差距，人们认为来自国内外的不同价值观对自己的文化构成了威胁，权势群体的“建制派精英”未能使大多数人获益。
- 公共领域中真相的消失。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更加情绪化，更加受政治因素左右。由于宣传和媒体报道愈加失真，人们不知道何为真相。这种现象与日俱增。在第五阶段，争斗中的人们通常与媒体人士合作，通过操纵民众情绪来赢得支持，并摧毁反对派。换言之，在这场争斗中，左翼媒体人士与左翼的其他成员联合，右翼媒体人士与右翼的其他成员联合。
-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若你有疑虑，就要撤离。如果你不想被卷入一场内战或战争，就应该趁早撤离。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逃脱的人往往已经无法逃离了。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各国在这些时期会采取资本管制及其他措施。
- 内战和革命注定会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秩序。这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彻底重组，也包括债务、财务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权的彻底重组。
- 几乎所有的体制都会经历这些变革。因为几乎所有的体制都以牺牲一些群体为代价，让另一些群体获益，最终前者变得无法忍受，他们通过斗争来改变未来的方向。
- 像左派那样，如果大多数人能分享经济繁荣，这些新内部秩序就会成功；如果人们不能这样做，新内部秩序就会失败。取得广泛的经济繁荣是决定一个新政体成功的主要因素。
-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内战/革命阶段，掌权的政府几乎总是陷入严重缺乏资金、信贷和购买力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法从富人手里获取资金，导致富人向安全的地方转移资产。为了阻止这些转移，政府会实行资本管制，控制资金转入其他司法管辖区（如其他国家）和其他货币，或者转入更难课税的资产和/或生产性不高的资产（如黄金）。
- 雪上加霜的是，在内部处于混乱状态时，一个国家更可能遭到外敌的挑战。因为国内冲突让国家变得脆弱，使其更可能受到外部势力的袭击。内部冲突导致国民分裂，给国家带来财务负担，领导者专注于处理内部冲突，而没有太多时间关顾其他问题。这一切为外国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这就是内部战争往往与外部战争相伴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人们的情绪和不满趋于激化；此时上台的强势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天生好斗；发生内部冲突时，领导者会发现，如果国民感到遭受了外部敌人的威胁，就会团结起来，支持他们一致对外，所以领导者往往鼓动外部冲突；贫困会导致国民/国家更想为所需的东西而战斗（包括其他国家拥有的资源）。
- 几乎所有内战都有一些外国势力参与，它们试图影响内战的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 历史清楚地告诫我们：通过有技巧的合作产生富有成效的双赢关系，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配好，让大多数人满意，这比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打内战，导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价值大得多，痛苦也小得多。
6 外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 因为权力胜过一切，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
- 对于战争，最可确信的两点：（1）战争不会按计划进行，（2）战争远比想象的更糟糕。
-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爆发军事战争的风险最大：（1）双方的军事实力旗鼓相当，（2）双方在生存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
- 在“爱情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公平的”这句话中，我不知道爱情的部分，但我认为战争的部分有其道理。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当英国人列队准备作战时，美国革命者从树后向他们射击，英国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故而表示不满。获胜的革命者则认为，这是英国人的愚蠢。为了独立和自由，改变战争规则是正当的。事实就是这样。
- 在经济严重承压且存在贫富悬殊的时期，国家通常会进行根本性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则是对富人大幅增税，显著增加货币供应（使债务人的负债贬值）；以暴力的方式进行，则是强制没收资产。美国和英国在进行财富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同时，维持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则不然。
- 在战争时期，个人财富很难得到保护。由于人们和国家为了生存而奋战，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以往安全的投资不再安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高税政策得以实行。在这个时期，保护财富拥有者的财富不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将财富再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对投资者来说，出售所有债务和购买黄金是上策。因为国家通过借款和印钞为战争融资，导致债务和货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有理由不接受信贷。
- 然而，并不是所有周期都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如果国家在富强阶段时，能够保持生产率，让收入高于支出，使体制惠及大多数人，能够与主要竞争对手建立和维持双赢关系，那么就会维持得更久。许多国家都维持了数百年，而有着245年历史的美国也验证了自己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7 从大周期的角度思考投资
- 所有市场都是由以下4个决定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和折现率。这是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是以当前的一次性支付换取未来的支付。这些未来的现金支付取决于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即投资者相对于持有现金所愿承担的风险）和决定投资的当前价值（所谓的“现值”）的折现率。
- 为了影响市场回报和经济形势，中央政府与央行的职责有所不同。中央政府可以征税和支出，其决定政府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但不能创造货币和信贷。央行可以创造货币和信贷，但不能决定货币和信贷是否流入实体经济。中央政府和央行的这些行动影响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买卖，推动它们的价格上涨或下跌。
- 如果你可以创造信贷［假设是实际资金的5倍（银行可以做到）］，就可以创造大量的购买力，而不再需要那么多其他类型的货币了（黄金和白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创造新型货币都很神奇。那些能够创造和使用货币的人（银行家、企业家和资本家）变得很富有，也很有权势。
- 还需要记住的是，纸币和金融资产（如股票和债券，它们本质上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没有太大用处，只有用它们买到实物财富才有用。
- 信贷发放后，购买力是为了换取支付承诺而产生的。因此从短期来看，信贷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信贷抑制经济增长。这就形成了周期。纵观历史，获得金钱的欲望（通过借款或发行股票）和储蓄金钱的欲望（通过贷款或购买股票进行投资）一直存在共生关系。这推动了购买力的增长。最终，支付承诺远远超过支付能力，导致债务违约、经济萧条和股市崩盘等危机。
- 当金融财富大大超过实物财富时，走势就会逆转，金融财富（特别是现金和债券等债务资产）的实际回报将会十分糟糕。其原因有二：首先，政府只有让利率和债权人的回报率处于低位且不佳，才能为负债过多的债务人提供救济；其次，政府设法通过继续增加债务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长期债务周期后期阶段的典型做法。在这个阶段，政府将增印的货币用于减轻债务负担，创造新的债务以增加购买力。这使得货币相对于其他财富贮藏手段及商品和服务贬值。最终，金融资产的价值降至低于实物资产的价值，就会达到另一个极端，促使走势发生逆转，回归和平与繁荣，周期进入上升阶段，金融资产重新获取出色的实际回报。
- 典型的债务/货币/资本市场大周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反复出现，它们反映在上图中，也表现在（1）实物/有形货币和实物/有形财富的相对价值中，以及（2）金融货币和金融财富的相对价值中。金融货币和金融财富只有在获得有真正价值（内在价值）的实物货币和实物财富时才有价值。这些周期的运行方式：在上升阶段，金融货币和金融财富（如创造的债务和股权资产）的数量超过实物货币和实物财富（即前者可以要求兑换的货币和财富）的数量。这是因为（a）对创造和出售金融资产的资本家来说，这些业务有利可图；（b）增加货币、信贷和其他资本市场资产是决策者创造繁荣的有效途径，因为这会给需求提供资金；（c）这种做法产生的一种错觉是，人们变得更富有，因为当货币和债务资产的价值下降时，金融投资的账面价值上升。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总是创造出更多的实物货币和实物财富的债权，而这些债权永远无法兑换成实物财富和实物货币。
- 在周期的上升阶段，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资产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上升，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会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此外，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资金会增加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降低风险溢价。由于利率处于低位，而且更多资金进入金融体系，这些投资的回报率提升，它们显得更有吸引力，但与此同时，利率和金融资产的未来预期回报率都在下降。未偿债权相对于可兑换实物越多，风险就越大。这些风险应该由更高的利率来补偿，但情况通常不是这样。因为当时的形势似乎大好，人们对债务和资本市场危机的记忆已经淡去。
8 过去500年简述
-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做出了一个重大转变，以逻辑推理而不是神意来解释世界的运转。这个转变促成了一系列飞快的新发现，给欧洲带来了艺术和技术进步。
- 文艺复兴的核心和推动力是像美第奇家族那样的家族及其成员，他们是商人和银行家，而不是封建君主。他们利用自身财富来支持艺术、建筑和科学。伴随着艺术和建筑的繁荣，科学、技术和商业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由于15世纪中期印刷机的发明，知识和思想快速传播。
- 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它解放了人，使人变得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性，并为人们提供了资本，这使许多社会向新的以机器为基础的制造过程转型，带来了一个生产率持续和广泛提高的时期，这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 拿破仑战争从1803年持续到1815年，大英帝国及其盟国打败了拿破仑及其盟国。和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胜利者聚集在一起，经维也纳会议的讨论，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根据避免战争的均势理念，会议划定了新的各国边界，以确保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占据主宰地位。大英帝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帝国，和战争结束、新秩序建立后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出现了一段长期的和平与繁荣，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 这些历史发展导致清朝最终灭亡，日本内阁辞职，以及英国继续控制印度。特别是在日本和中国，这些历史发展还导致它们意识到自己需要现代化，因而有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这一改革很成功，而中国的不成功，因而继续遭受西方列强欺侮，中国人称此为“百年屈辱”。
-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英国为中心，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获益者是美国。与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一时期既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和资本市场中的放纵行为，使美国进入“镀金时代”。
9 荷兰帝国与荷兰盾的大周期兴衰
- 因为战争的恐怖性甚至大大超出渴望战争者的想象，所以战争带来重新界定秩序的和约，战后出现和平时代，直到下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
- 和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荷兰人在变得极其富有的同时，其竞争力减弱了，例如荷兰人的工资通常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竞争优势。例如，在茶叶等流行的新产品的交易方面，该公司效率低下。荷兰经济增长率相较于其他大国放缓，使之更加难以支付和维持庞大的帝国。为保护本国拥有的巨大财富，荷兰介入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冲突，导致扩张过度。
10 大英帝国和英镑的大周期兴衰
- 从新的稳定状态中获益最大的是大英帝国。不仅英国的主要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手被削弱，而且各国间的力量平衡使英国能避免在本土附近爆发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集中精力于贸易和殖民地事务，这一政策被称为“光荣孤立”，为英国“百年独霸”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 工业化的成果在英国的分配极度不均，造成了极度的不平等。到19世纪晚期，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有所有财富的70%以上，这个比例高于其他国家。英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占有惊人的93%的财富。
- 到1911年，大约25%的符合条件的男性是工会成员，工党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工人力量的提升表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的罢工，如1912年第一次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这场罢工为矿工赢得了最低工资保障。
11 美国和美元的大周期兴衰
- 19世纪下半叶是和平与繁荣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镀金时代”和“强盗贵族时代”，因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和创新蓬勃发展，贫富差距大幅扩大，腐朽颓废现象明显，怨恨不断积累
- 1945年同盟国的胜利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又一次转变。这是一场财富和权力的大转移。在相对意义上，美国是大赢家，因为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出售了很多东西，出借了很多钱，而且基本上所有战斗都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所以美国没有受到实际损害，而且与大多数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美国的死亡人数较少。
- 苏联经济远不如美国强大，为了让军费开支规模足以与美国匹敌并维持其国家地位，花费巨大，导致自身破产。
- 因为军费开支会占用政府的钱，使政府无法把这些钱投入社会项目。因为军事技术与私营部门的技术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领先的大国来说，最大的军事风险是它们输掉经济战和技术战。
- 在二战后的货币体系中，在各国国内，自然人和公司使用政府控制的纸币。当其想从另一个国家购买东西时，通常会在本国央行的帮助下，把本国的纸币兑换为那个国家的纸币，本国央行会用黄金与那个国家的央行结算。如果是美国人，他们就用美元支付，而另一个国家的卖家要么将这些美元在本国央行兑换成当地货币，要么持有这些美元，认为美元是比本国货币更好的财富储存手段。结果是黄金离开美国央行的储备账户，进入其他国家央行的账户，美元在海外积累。
-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毁于二战。作为解决方案，并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为它们提供了大规模援助（即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这些援助（a）对这些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有好处；（b）对美国经济有好处，因为这些国家用这笔钱购买美国商品；（c）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有好处；（d）有助于巩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 当对硬通货（即纸币）产生需求时，最初对硬通货的需求量与银行里硬通货的存量数量相同。然而，贷方和银行很快就发现了信贷和债务的奇迹。持债者喜欢这一点，因为他们可以把持有的放款给银行以换取一笔利息支付，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利息。从贷方借入债券的银行喜欢这一点，因为银行可以把这些钱借给其他人，那些人支付更高利率的利息，这样银行就能获利。从银行借入这些钱的人喜欢这一点，因为这给了他们此前没有的购买力。整个社会都喜欢这一点，因为资产价格和生产率提高了。
- 1945年之后，外国央行可以选择持有支付利息的债券，或无利息收益的黄金。由于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被认为和黄金一样好，可以兑换成黄金，并因其提供利息而收益更高，所以1945—1971年，各国央行增加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持有量，减少了黄金持有量。如第4章所阐述的，投资者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一种典型的行为，而且在以下情况出现时这种行为结束：（a）对真实货币（即黄金）的需求大大超过了银行里真实货币的数量，（b）人们可以看到银行里的真实货币（即黄金储备）数量在下降。也就是说，当利率无法高到足以让持有债券（即要求持有硬通货）而不是将手里的纸币兑换成黄金有意义的时候，这种行为结束。这种情况下会发生银行挤兑，违约和债务重组也必然发生。这就是导致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的原因。
- 在1971年美元和其他货币与黄金脱钩后，世界转向一种非锚定的法定货币体系（或者说是第三类货币体系，正如我在第3章中解释的那样），而且美元相对于黄金、其他货币、股票都贬值了，最终几乎相对于一切都贬值了。这个新货币体系是由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共同协商建立的
- 资产价值与货币和信贷价值之间是反向关联的关系（即货币和信贷越廉价，资产价格越高），而货币价值与现有货币的总量之间是反向关联的关系，因此，当央行提供大量货币和信贷，并使其变得更廉价时，更积极地持有资产是明智之举。
- 债务周期在1971—1991年上下波动，给全世界所有人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波动缘于美国结束美元的金本位制，进而引发通胀。之后，美国不得不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进而导致美元走弱，通胀率显著降低。
- 1945—2008年的整个长期债务周期中，每当美联储想要刺激经济时，就会降息，并提供更多的货币和信贷。这会推动股票和债券价格上涨，导致需求增加。这就是2008年之前的做法，即降息之后，债务增速超过收入增速，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不可持续的泡沫。2008年，情况发生变化，泡沫破裂，利率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跌至零。正如我在《债务危机》一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货币政策有三种类型：（1）由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我称之为第一种货币政策，因为这是最先采用的也是最受欢迎的货币政策）；（2）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债券（我称之为第二种货币政策，现在被人们普遍称为“量宽”）；（3）协同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央政府进行大量的债务融资支出，央行购买这些债券（我称之为第三种货币政策，因为在前两种政策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这是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调控手段）。
- 2008—2020年通过货币融资实现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
- 2008年，债务危机导致利率不断下调至零，致使三个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央行（首先是美联储）从由利率驱动的货币政策转向由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驱动的货币政策。这使资金流向购买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者手中，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扬。这种情况对经济有利，对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尤其有利，因此造成贫富差距扩大。
-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这位直言不讳的商人、资本家、右翼民粹主义者为了当选总统，掀起了一场针对政治建制派和“精英阶层”的反抗，承诺给那些持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失业、生活窘迫的人提供支持。之后，他削减了公司税，并实行大额预算赤字，美联储也对此提供了支持。虽然这种债务增长为市场和经济相对强劲的增长提供了资金，并使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有所改善，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距和价值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导致“穷人”对“富人”越发不满。
- 2020年3月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由于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关闭国门，收入、就业和经济活动锐减，美国政府担负了大量债务，向民众和公司提供大量资金，美联储大规模印钞，买入了大量债券。其他国家的央行也是如此。
- 如果货币和信贷大幅增加，就会导致货币和信贷价值下降，进而推高其他投资资产的价值。美联储在2020年印钞和购买债券的行为，很像罗斯福在1933年3月采取的措施，也类似尼克松在1971年8月、沃尔克在1982年8月、本·伯南克在2008年11月，以及马里奥·德拉吉在2012年7月采取的措施。这已经成为央行的标准操作流程，将一直沿用下去，直到不再奏效。
12 中国和人民币的大周期兴起
- 就中国历史而言，关键的变量是土地所有权分配和土地税——通常新王朝的建立会削弱或推翻前朝的“腐败精英”，极大地改善国家可获得的资源。有了这些资源，王朝就得以获利并扩张。王朝建立相互强化的商业、技术和军事力量。
- 由于孤立以及强调士胜于农工商和军事实力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商业、技术和军事上的竞争力较弱，这导致中国被更强大的“野蛮人”打败，或者落后于对方，如蒙古人、鸦片战争中的外国列强。
- 我也明白自己需要了解如此浩瀚的历史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那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后者更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只有300年或400年（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开始于欧洲人的殖民），他们不是很有兴趣从中吸取教训。
- 中国历史和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道家—法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比美国历史及其犹太教—基督教—欧洲哲学根源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要大得多。
- 儒家寻求实现和谐，确保人们知道在等级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好这些角色，从家庭内部（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长幼之间等）开始，扩展到统治者和臣民。每个人都尊重和服从上级，上级既仁慈，同时又规定严格的行为标准。期待所有人都善良、诚实、公正。儒家强调和谐、广泛的教育和任人唯贤。
- 法家主张由专制领导人快速征服和统一“天下”。法家认为世界是一个无情厮杀、你死我活的丛林，人们必须严格服从皇帝的中央政府，政府不必对民众太过仁慈。
- 道家认为，与自然规律和谐相处最为重要。道家认为自然是由对立（即阴阳）组成的，和谐来自妥善地平衡对立。
- 古代中国的制度都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不同文化的探索研究者告诉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核心差异是，美国人最强调个人至上，而中国人则最看重家庭和集体。美国是自下而上运行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国是自上而下运行的，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
- 货币被用于：（1）国内交易，政府垄断了国内交易（因而交易可以用法定货币甚至假币进行）；（2）国际交易，在国际交易中货币必须具有真实价值，否则不会被接受。衡量一种货币是否具有真实价值的标准是，它是不是被积极使用，是不是在国际和国内以同样的汇率进行交易。当资本管制阻止一种国内货币在国际上自由兑换时，这种货币更容易贬值。按照定义，储备货币不受这样的管制。因此，这里有一项原则：当你看到一种货币受到资本管制时，特别是当存在严重的国内债务问题时，远离这种货币。
- 1949—1976年，毛泽东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中国的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基石，领导中国，直到1976年去世。当时中国遵循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并实行严格的管控。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邓小平带来了第二阶段。
-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直到他1997年去世。在这一阶段，中国转向更有集体色彩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入并发展了市场经济，经济实力大增，并在其他方面变得更强大，而又没有显得威胁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当时中美关系被视为共生关系，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中国把钱借给美国人，供其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中国获得了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邓小平去世后，中国政府延续了这些政策方向，所以中国继续以基本健全的方式变富变强，也没有威胁到美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围绕财富的社会紧张加剧，民众对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的怨愤加剧，同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通过举债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增多。
- 习近平2012年上任，他领导的是一个更富更强的国家，同时中国本身也在应对负债，治理腐败，与美国的冲突加剧。习近平加快了经济改革，直面挑战，在努力遏制债务增长的同时，大力改革经济，支持打造世界领先的技术，并采取了日益全球化的立场。他还更积极地缩小中国的教育和收入差距，保护环境，提高治理能力。随着中国力量增长，中国的目标（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变得更加明确，尤其是在特朗普（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竞选政纲是阻止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到中国）当选总统之后，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增多。对美国而言，中国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国家。
- 1978年，时年74岁的邓小平成为领导核心。从1978年到1997年去世，他最重要的政策可以用一个短语来表达——改革开放。“改革”的意思是对内改革，即利用市场来帮助配置资源和激励民众；“开放”的意思是对外开放，即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流来学习和进步，并进行对外贸易。市场经济成为政策组合的一部分。
- 更具体地说，1978—2008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有两个。（1）世界仍处于大周期里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是被广泛接受的通往更好世界的道路，这包括如下信念：商品和服务应当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应当让人才自由流动，不因国籍受歧视；淡化民族主义，重视全球机会平等和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2）邓小平改革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资，成为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储蓄国。
- 与典型情况一样，由债务增长支撑的繁荣时期引发了债务泡沫，造成贫富悬殊。2008年，美国的泡沫破裂（像1929年那样），全球经济萎缩，冲击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像1929—1932年那样）。利率降至零（像1931年那样），但宽松力度仍然不足，于是，2008年后，各国央行大量印钞，大规模购买金融资产（像1934年那样）。这些举措的结果是，从2009年开始，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像1933—1936年那样）。这使“富人”（金融资产持有者）比“穷人”（没有金融资产的人）更受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类似于1933—1938年）。“穷人”，特别是那些工作被外国人和移民抢走的人，开始反抗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像典型情况一样，经济不景气伴随着贫富悬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泛起（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此时，崛起大国对领先大国构成的威胁变得愈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逐步终结，各国国内贫富矛盾激化、崛起国（中国）与世界主导国（美国）发生冲突的时代已经开启。
- 在大危机时期，更强有力的领导方式往往更受欢迎。
- 回顾过去40年，中国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些转变给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影响力大于其他任何事件。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转变为经济、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这场进步主要发生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当时领先的国家没有受到威胁，全球化和合作也蓬勃发展。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债务泡沫破裂，当时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变得更倾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更具对抗性，这也是大周期演进的典型特征。
13 中美关系和战争
- 讽刺但也符合常规的是，美国陷入当前困境的原因是成功周期导致了过度行为。例如，正是因为美国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元才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这使美国可以从全球其他地区（包括中国）过度借债。而过度借债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大量欠债，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欠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许多钱。其他国家也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它们持有一个重债国的债务，而这个重债国还在快速增加债务，将债务货币化，向债权国支付的实际利率明显低于零。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典型的储备货币周期，中国希望大量积蓄世界储备货币，便大量借钱给美国，而美国需要大量借钱。这将中国和美国置于大债权国—大债务国的尴尬关系中，而同时中美之间正在发生各种争斗。
- 命运和财富周期运行机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美国通过激励引导和资源投入取得了巨大进步，获取了巨额财富，最终出现贫富悬殊。贫富悬殊正在引发冲突，威胁国内秩序，也威胁到美国保持强大所必需的生产力。正当美国崛起时，中国面临典型的财政崩溃，债务和资金缺陷、国内冲突以及与外国冲突，致使它进入大周期的财政崩溃。正是这些极端恶劣的处境促使中国进行大变革，最终建立激励机制，采用市场方式。这些举措使中国取得长足进展，获得大量财富，也造成了令人日益担忧的贫富悬殊。
-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依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 平安无事时，很容易保持高尚道德。但当冲突激化时，就更容易为以前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把以前被称为不道德的做法说成是道德的）
- 技术战将会如何恶化？目前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尽管优势在快速缩小）。因此，中国目前高度依赖从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口。这对中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脆弱性，也是美国的一个强大武器。这一局面最明显地存在于尖端半导体领域，尽管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存在。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举动是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之一，尤其是因为该公司位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为大陆及全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并受美国影响。中国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很多这些技术的进口，而美国的健康发展对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要小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就预示着真实战争的风险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如果当前态势持续下去，那么在5~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在技术上比美国更不依赖外界，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进一步脱钩。相关局面每天都在变化，保持对其了解至关重要。
- 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主权问题，特别是涉及中国台湾、香港、东海和南海的主权问题。除此之外是一些具有战略经济重要性的区域，如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我们可以想象，19世纪遭受“百年屈辱”和外国“蛮夷”入侵的历史让中国直到今天都有强烈的要求：在本国境内拥有绝对主权，收回被掠夺的中国领土（例如台湾和香港），绝不再虚弱到被外国列强摆布的地步。中国渴望拥有主权和保持独特行事方式（即文化），因此拒绝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 如果“台海危机”再次出现，那么我会非常担心。美国会为台湾而出击吗？这一点不能确定。如果美国不出击，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对美国来说将是巨大的耻辱。这将标志着美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势力衰落，就像英国丢失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及其他地方的终结一样。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些损失。例如在英国的案例中，苏伊士运河事件标志着英镑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终结。美国越表现出支持台湾的姿态，输掉战争或撤退会造成的耻辱就越大。
- 未来5~10年，除了其他领域逐步脱钩，我们还将看到哪些国家与中国结盟，哪些国家与美国结盟。除了财力和军事实力，中国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方式（即如何利用软实力）也将影响这些联盟的组建。风格和价值观会起作用。这些联盟的未来格局值得关注，因为纵观历史，最强大的国家通常会被自身实力较弱但组成更强大的联盟击垮。
- 美国最大的力量源于它拥有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给予美国巨大的购买力，因为这使美国能（a）为世界印钞并让其在国外得到广泛接受，（b）控制谁能得到这些货币。美国现在面临着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风险。
- 中国持有的约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一个风险，但并非无法管控，因为（截至2021年5月）未偿美国国债有约28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只相当于其4%左右。然而，由于其他国家意识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也可能用在它们身上，所以美国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使美元资产的其他持有者认为它们持有美债资产的风险上升了，这将使对这些资产的需求减少。目前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似乎即将成为一个问题。
- 目前并没有可以和美元竞争的有吸引力的世界储备货币。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a）货币不受欢迎，（b）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 就战争的时机而言，我牢记着这样的原则：当国家出现严重的内部混乱时，这是敌对国家积极利用其弱点的合适时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因持续的内战而分裂和疲惫时，日本采取了入侵中国的行动。历史告诉我们，当出现领导层换届和/或领导软弱的情况，同时又存在大规模内部冲突时，敌人发动进攻的风险就应该被视为有所提高。因为时间在中国这边，所以如果战争发生的话，那么较晚发生有利于中国（5~10年后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强大和自给自足），而较早发生则有利于美国。
- 这些文化差异有些很小，有些则很重要，以至很多人愿意为之战斗牺牲。例如，大多数美国人信奉“不自由，毋宁死”，而对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远不如集体稳定重要。
- 美国和中国的决定性文化差异都是根深蒂固的。鉴于中国出色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背后文化的根深蒂固性，就像美国人不会放弃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一样，中国人也不会放弃中国的。试图迫使中国人及其制度变得更像美国，在他们看来将意味着放弃最根本的信念，而为了保护这些信念，他们不惜战斗至死。为了与中国和平共处，美国人必须理解，就像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一样，中国人也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是最好的。
- 与经济体系相反，中国人自上而下/等级制而非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倾向似乎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中，而美国人强烈倾向于自下而上/非等级制。哪一种做法最有效并将最终胜出，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讨论，希望是不带偏见的讨论，但我将指出，大多数博学的历史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任何一个体系总是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a）环境和（b）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 愚蠢的战争往往因针锋相对的升级过程而发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对敌方哪怕是小的举动做出回应都要比被视为软弱更重要，特别是当双方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动机时。历史告诉我们，对正在衰落的帝国来说，这尤其是一个问题，衰落的帝国倾向于投入不符合逻辑的战斗，因为任何撤退都会被视为失败。
- 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尽管美国为台湾地区而战似乎是不符合逻辑的，但如果中国统一台湾地区而美国不插手的话，这就会被视为美国地位以及对其他国家影响力的巨大损失。此外，这样的失败会使领导人在本国民众眼里显得软弱，从而使其失去继续掌权所需的政治支持。当然，当冲突迅速发生时，误解造成的误判是危险的。所有这些都会引发强烈的动力，致使战争不断升级，尽管这种相互毁灭的战争比以更和平的方式合作和竞争要糟糕得多。
- 尽管历史表明，人数多寡很重要，但其他因素（例如第2章中列出的18个决定因素）更为重要，所以即使是人口少的帝国，如果治国有方，那么也能成为世界强国。这些都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强大，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
- 我们最大的战争是与我们自己的战争，因为我们的强弱主要是由自己控制的。
-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美两国的内部斗争和挑战比外部冲突和挑战更重要，也更大。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同群体（如富人和穷人、农村和城市、保守派和进步派、不同族裔群体等）之间的斗争、人口变化、气候变化等。幸运的是，上述因素中最重要的大都在我们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内，而且是可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可以评估我们国家的处境，如果发现处境不佳，那么做出改变，使之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总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当年丘吉尔对英国人说的：“努力赢取胜利！”
未来
应对未来就是要：（1）感知并适应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无法预料；（2）预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发生概率；（3）充分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可接受的伤害，即便不可能万无一失地做到这一点。
在人生的游戏中，如果尽最大努力去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想象各种可能性（包括风险和回报），并知道如何最好地分散赌注，我们就会得到回报。
我从研究和自身50多年的投资经验中得出的总体原则之一是：在市场上和生活中，要想成功就应当下注于积极面，积极面来自（a）带来生产率提高的进化，而在此过程中不应过于激进，以免（b）这个过程中的周期和颠簸导致你失败出局
发明创新显然是决定一国状况的最有力的因素。想想多少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是在过去150年里发明或发现的。这些东西在出现之前，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例如电话（1876年）、电灯泡（1879年）、内燃机车（1885年）、无线电（1895年）、电影（1895年）、飞机（1903年）、电视机（1926年）、抗生素（1928年）、计算机（1939年）、核武器（1945年）、核电站（1951年）、GPS（全球定位系统，1973年）、数码相机（1975年）、网上购物（1979年）、互联网（1983年）、在线搜索（1990年）、网上银行（1995年）、社交媒体（1997年）、Wi-Fi（无线通信技术，1998年）、iPhone（苹果手机，2007年）、CRISPR基因编辑（2012年）等。进步以巨大而稳健的方式展开，塑造未来，但这是通过我们无法想象的具体突破实现的。科技和技术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化的。其他几乎一切事物的进化，如生活方式、国内和国际政治等，都是以类似的方式发生的。我相信人类通过发明创造的进化正在加速，大多数人将从中获益。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你赌进化会发生，那么就值得拥有创造新发明和从中受益的企业的股票，但投资者得到的回报是否和创新的表现相匹配，则取决于政府如何决定分配生产率的利润。如果世界各国在财政上过度扩张，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就会产生逆向结果。
基于我对历史和现状的解读，以及我对经济机器运行方式的理解，以世界储备货币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付款承诺规模太大、增加太快，无法用硬通货来支付。换言之，以这些货币计价的债务过剩，因此可能需要印钞来偿还债务，债务增长和利率可能会维持在低于通胀率和经济/收入增长率的水平。这反映出，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处于其债务/货币/资本市场/经济周期的后期，财富可能越来越会以某种方式再分配：从拥有大量财富的人转移给财富不足的人。实际情况依各国具体国情而不同，但这可能会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因此，长远来看，最大的风险是“货币价值”风险，而大多数人对此重视不足。
需要明确的是，有巨额赤字的储备货币国家，其赤字和债务是以本国货币计价的，所以因这些国家能通过印钞来还债，它们就能把风险从债务人自身转移给持有债务的债权人。因此，主要风险不是这些大债务人会违约，而是债权人持有的资产将会贬值，即持有债务资产带来的回报率将低于通胀率。
当事实清楚表明，储备货币背后的基本面使得持有以它计价的债务不划算时，储备货币的地位就会急剧下坠。这样的下坠速度很快，因为储备货币的衰落速度快于支付给债务持有人的利率的下降速度；净损失导致抛售，抛售导致更多损失，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荷兰盾和英镑都曾以这种方式下坠，原因是当存在以这两种货币计价的巨额债务时，发生了地缘政治危机/战败。这些事件使债权人清楚地看到，这些储备货币的基本面比他们设想的要差，利率不足以弥补其衰落。
美国的债务负担很高，但其债务是以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计价的，所以美国能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这降低了美国的违约风险，但增加了贬值风险。如你所见，如果美国失去储备货币地位，那么它将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
只想提醒读者一个关键的原则：和平带来收益，战争造成损失。无论是在各国内部还是各国之间，这一点都成立。如果各方合作，有序竞争，不把资源浪费在斗争上，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就会提升。如果各方斗争，就会浪费资源（有时包括生命），创造少而毁灭多，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因此一国内部的冲突程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人类的创造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进步，但同时债务/经济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与不断恶化的自然灾害，几乎可以肯定会构成问题。换言之，人类的创造性和这些其他挑战之间，将存在一场斗争。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情况极为不同，这将决定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崛起，哪些国家将以何种方式衰落。
未来10年里，最重要的动态是短期债务/货币/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内部政治周期以及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和日益降低的相互依赖。
我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主要不是由于我知道什么，而是由于我知道如何应对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赌未来就是赌概率，没有什么是确定的，连概率都不是确定的。现实就是这样。
了解所有的可能性，考虑最坏的情况，然后想办法消除无法忍受的情况。首先要确定和消除无法忍受的最坏情况。这是因为，在生活或市场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淘汰出局。
分散风险。除了确保我考虑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最坏情况，我还试图通过有效分散风险，为我想不到的地方做准备。
中国有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意思是万一一个地方变得危险，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这一原则在艰难时日救了很多人的命，也是我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首先考虑延迟满足而不是当下满足，这样你将来会过得更好。
与最聪明的人反复沟通。我紧跟我能找到的最聪明的人，这样我就能测试我的想法，并向他们学习。
愿进化之原动力与你们同在
附录 对世界主要国家现状与前景的计算机分析
对中国来说，大周期看起来较为有利。
中国在其经济和金融周期中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债务负担低，未来10年的预期实际增长率相对较高（每年4.3%）。中国的海外资产略高于外债（净国际投资头寸为GDP的12%）。非金融债务水平高（GDP的263%），但政府债务水平低（GDP的48%）。这些债务的大部分（96%）以本币计价，因此中国的债务风险不太高。中国通过降息刺激经济的能力适中（短期利率为1.9%）。
内部混乱风险适度。中国存在着相对较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和价值观差异。在不平等方面，中国收入最高的1%和10%的人分别占有14%和41%的收入（这两个比例在各主要国家中分别为第三高和第四高）。内部冲突指标居于平均水平。这一指标衡量实际冲突事件（如抗议）、政治冲突（如党派纷争）和普遍不满程度（基于民意调查）。
外部混乱风险存在。最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正在发生重大冲突，美国在衰落，但（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情况下）仍是世界第一强国。
我们更细致地考察8项主要实力指标后可见，中国是各主要国家中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14%。此外，在各主要国家中，中国的经济体量最大。中国占全球经济活动的份额很大（22%，根据各国价格差异因素调整）。在各主要国家中，中国的教育实力也是第二强。中国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在全球占比很高（22%）
本文作者: Uyou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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