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
本文最后更新于：2023年5月3日 晚上
——[作者] [德]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卷首
- 本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自白。我只是试着描写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即使他们躲过了炮弹。
I
真是无忧而奇妙的时光！我们的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明亮的黄色侦察气球和几团高射炮制造的白色云烟悬挂在天边。炮弹不时一飞冲天，如同光束般追逐着一架飞机。
死太容易。今天我们很可能无法坐在箱子上。死离我们真近！为此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强烈——美味的食物，火红的罂粟，香烟和夏日的风。
这正是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
他们本应引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走向成人世界，本应成为我们走向职业、职责、文化，走向进步世界和未来的领路人。尽管我们偶尔嘲笑他们、捉弄他们，但骨子里我们信任他们。由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在我们心目中，和更伟大的判断力、更合乎人性的知识紧密相连。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人，粉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代人比他们诚实。他们只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阵猛烈的炮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崩塌。
他们还在写作和演讲时，我们已经见识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还认为效忠国家是最伟大的事业时，我们已经知道，对死亡的恐惧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我们绝不会叛变，成为逃兵，成为懦夫——这些词他们信手拈来——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每次进攻时，我们都英勇地往前冲——但我们现在明辨是非。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突然孤单得可怕——我们还将孤单下去。
II
- 自从上了战场，我们轻易就和过去的生活做了了断。我们时常试图回顾，或对这种了断做出解释，但从未真正成功。
- 康托列克或许会说，我们正站在生活的门槛上。说得没错，我们还没扎根。战争的巨浪席卷了我们。对年长者来说，战争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次暂停。战后的日子仍旧可期。而我们，却被战争紧紧捉牢，结局不得而知。我们唯独知道，眼下我们以一种特殊而令人痛心的方式变得粗鲁野蛮，虽说我们并不时时为这事儿感到难过。
- 我们接受了十周的军事训练。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彻底改造，胜过了学校里的十年。我们学到，一颗擦亮的纽扣，比四卷本的叔本华更为重要。我们先是惊讶，接着痛苦，最终，我们冷漠地认识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鞋刷，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训练。我们带着热情和良愿成为士兵，但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自由。三周后，我们不再费解：比起父母、老师，比起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一位穿着镶边制服的邮差更具威力。我们年轻而觉醒的双眼看到，老师们对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化为对个性的扼杀，即便对最卑微的奴仆也不会如此苛刻。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致敬，向左转，向右转，鞋跟相撞，谩骂以及千百种刁难：我们想象的任务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却发现，我们像马戏团里的马一样，接受着英勇精神的训练。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甚至领悟到这些事情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在这方面，士兵们总有出色的嗅觉。
- 也有许多理智正派的下士，甚至这样的人占多数。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尽量长久地保住家乡的这份好差事，因此他们只能严厉地对待新兵。
- 只要可能，练兵场上的每种训练我们都得操练一遍。我们时常气得大吼。一些人累病了。沃尔夫甚至死于肺炎。但倘若就此认输，不免显得可笑。我们变得冷酷、爱猜忌、无情、满怀仇恨、残忍粗鲁——但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正缺乏这些特质。假如不经过这场训练，就直接把我们送进战壕，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疯掉。这正好让我们能对预料之中的事做好准备。
- 我们没有垮掉，而是适应下来。二十岁的年纪，或许有时给我们带来困难，但现在却帮上了忙。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滋生出一种牢固而实用的团结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战场上升华为战争中最好的战友情谊！
- 一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观察着他的每个表情，看他是否还想说什么。假如他开口，或者想大叫！但他只是哭着，头歪向一侧。他没有提起他的母亲和姐妹。他什么都没说。都远去了。现在，他只是独自和他仅仅十九年的生命待在一起，哭着。生命即将结束。
III
克罗普是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日应该成为民间节日。收门票，带音乐，就像观看斗牛。之后，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应该在斗兽场上穿着泳裤，手持棍棒，相互搏斗。谁活下来，谁的国家就算赢。这比让一群不该参战的人，在这儿殴斗更简单、更痛快。
“不光是西摩尔史托斯，很多人都这样。一戴上绶带或军刀，立即变成另一个人，就像吃了水泥。”
“是制服的原因。”我猜测道。
“差不多。”卡特说着，准备发表演说，“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你看，你要是训练一条狗吃土豆，之后再丢给它一块肉，它还是会不顾训练，逮住肉吃掉，因为这是它的天性。要是你给一个人点儿权力，他也一样，会抓住这点儿权力。特别自然，因为人本来首先是个畜生。随后，或许像片抹了猪油的面包，打扮得体体面面。军队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的基础上。糟糕的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士官可以折磨士兵，中尉可以折磨士官，上尉可以折磨中尉，一直到把人折磨疯为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这么干，也养成了这么干的习惯。
IV
每次都是如此：出发时，我们是怏怏不快或兴致勃勃的士兵——接着面对炮兵阵地，于是我们说的每句话都走了调。假如卡特在营房说“有一场恶战”——那不过是他的看法，仅此而已。但在这里，他的这句话就像月夜中的一把尖刀，锋利地刺穿我们的思想。它更密切地以一种模糊的含义，与我们苏醒的潜意识说话：“有一场恶战”——或许这就是我们内在的、秘密的生活，颤抖着奋起抗争的生活。
对我来说，前线是个可怕的漩涡。即便远离漩涡中心站在平静的水中，我仍能感觉到它的力量正将人吸走：缓慢而难以抗拒，挣扎也是徒然。但从大地中、空气中——主要来自大地——又有一股防御的力量向我们涌来。大地对任何人都不比对士兵意味着更多。当士兵们持久而有力地紧贴大地，当猛烈的炮火令他们极度恐惧，他们将脸和四肢深深地埋进大地时，大地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是兄弟，是母亲。他们的惊恐和呼喊辗转在大地的沉默和安谧中。大地接纳他们，再释放他们，让他们再奔跑十秒，再活十秒，再逮住他们。时常，他们永恒地回归了大地。
第一次听见榴弹爆炸时，我们存在的一部分猛然跃起，回到数千年前。这一部分，是我们身上苏醒的动物本能。它指引我们，保护我们。它并非来自意识。它更快，更迅捷，比意识更安全、更可靠。无法解释。一个人什么也没想，走着路——突然扑倒在坑道里，弹片擦过头顶——但他根本无从记起，是他听见了榴弹飞来，还是他正准备扑倒。要不是任凭本能行事，他早已成了一堆碎肉。正是这一部分，正是我们身上有预见性的嗅觉，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时候推倒我们，挽救我们。从弗兰德到弗格森，假如没有本能，早已无人生还。
出发时，我们是怏怏不快或兴致勃勃的士兵——我们来到前线的边界地带。我们变成了人形野兽。
“糟糕。”卡特说。
暴风雨般的炮火凝成一声低沉的闷响，又瓦解为成组的爆炸。机枪单调的齐射咯嘎不停。我们头顶的空中布满无形的追逐、嘶叫、怒吼和咆哮。它们是手榴弹——夹杂着管风琴般的迫击炮和煤箱般的大型重炮。汹涌的炮弹碎片划破夜空，落在我们身后的远方。宛如一群发情的牡鹿，碎片在榴弹不间断的号叫之上，发出一道道悠远、高深、尖锐而嘶哑的吼叫
有一会儿我睡得很熟，又猛然惊醒，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看见星星，看见炮火，有个瞬间我竟觉得自己睡在一座假日花园中，不知是清晨还是夜晚。蒙眬中，我躺在一个苍白的摇篮里，等待着温柔的话语，等待着一定会说给我的温柔可靠的话语——我哭了吗？我捂住眼睛，真奇妙，难道我是个孩子？还有柔软的皮肤。——只持续几秒，我就认出了卡特的轮廓。他安静地坐着。一个抽着烟斗的老兵，当然是个有盖的烟斗。他察觉到我醒了，对我说：“吓着了吧？只是个雷管，掉在了那边的灌木丛。”
我坐起身，感到分外孤独。幸亏卡特在我身边。他沉思着望向前线：“要是不危险的话，炮火还真美。”
号叫声依旧继续着。听上去却不是人的声音。人不会号叫得如此恐怖。
卡特说：“是受伤的马。”
我从未听见过马的哀嚎，几乎无法相信。这声音就像悲叹着人间。它来自一个遭受折磨的受造物，来自一种狂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疼痛。它们正在呻吟。我们脸色煞白。德特林腾地站起来：“刽子手，这群刽子手！为什么不给它们一枪！”
刚戴上防毒面具的几分钟决定着生死：它密闭吗？我见过野战医院里那可怕的场面：中了毒的那些伤兵连续数日哽咽着将被烧伤的肺一块块呕吐出来。
V
他一把推醒正在做着殴斗美梦的海尔·维斯胡斯：“海尔，要是现在和平了，你会做什么？”
“他会狠狠地踹你的屁股，因为你就是打那儿开始的。”我说，“你究竟是怎么想出和平这档子事的？”
“可是老天，在家不是更好吗！海尔。”
“有好有坏——”说着，他张着嘴，陷入沉思。
从他的表情能读出他的心思——沼泽地上的破茅屋，从早到晚在荒原的炎热中干重活儿，微薄的收入，肮脏的工作服
“和平时，待在部队很舒服。”他说，“每天都有吃的，没有的话，你可以闹事。有张床，每八天发一身干净的衣服，穿得像个绅士。只要你老老实实服士官兵役，你还有一套漂亮的制服。而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像个自由人一样去酒馆儿了。”
海尔很得意，他甚至爱上了自己这个主意。“而且你要是服满十二年兵役，还能拿到一笔退役金，之后当个乡警。这样，你就可以整天东游西逛。”
克罗普也在思考：“我们都将面临艰难的处境。家里人不是时常也为此操心吗？两年的枪林弹雨——这段记忆，随后怎么可能像脱袜子一样轻易抹去——”
艾伯特脱口而出：“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他说得对。我们已不再年少。我们不再想征服世界。我们是逃兵。我们既逃避自己，又逃避生活。我们才十八岁，刚开始热爱世界，热爱生活，却不得不对这一切开炮。第一颗榴弹，第一次袭击射向了我们的心脏。我们与行动、追求和进步断绝了关系。我们再不相信这一切：我们只相信战争。
飞机嗡嗡作响，机枪的嗒嗒声传来。但我们这儿漆黑一片，没人看得见一丝光亮。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而坐，卡特和我，两个穿着破军装的士兵，半夜时分，烤一只鹅。我们没说什么，但彼此的体贴比我想象的爱侣更为温柔。我们是两个人，两个微弱的生命火星。外面是黑夜和死神的地盘，我们坐在它的边缘，既危险又安全。鹅油滴下来，我们的心靠得很近，而这个时刻就像这个空间：温暖的火苗跳动着，感情的光影激荡着。他了解我吗？——我又了解他吗？从前我们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共鸣——但现在，我们坐在一只鹅前，感受着彼此的存在，如此靠近，乃至根本无须多话。
我们走回营房。寥廓的天空中挂着繁星，拂晓将临。我朝前走着。一个穿着军靴、吃得饱饱的士兵。凌晨中的一个小小士兵——而走在我身边的，是佝偻着、棱角分明的卡特，我的战友。
营房的轮廓像个黑色的美梦，在拂晓的光中展现在我们眼前。
VI
让我们若无其事的却正是这种偶然。几个月前，我在掩蔽壕中玩斯卡特牌。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去另一个掩蔽壕看一个朋友。可等我回来，我的掩蔽壕已经不见了。它被一颗重型炮弹炸得粉碎。等我再回到第二个掩蔽壕时，却来得正巧，帮他们把沟壕挖出来。它在我一来一去间被掩埋了。
我是被炸死，还是继续活着，同样出于偶然。在掩蔽壕里，我可能会被压得粉身碎骨，而在空地上，我可能会承受十小时的炮火而毫发无损。士兵们只有扛过上千次偶然才叫活着。每个士兵都相信和信赖偶然。
其实，刺刀在战场上已失去意义。现在冲锋时流行拿着手榴弹和铁锹。磨快的铁锹是一种轻便而多用途的武器。不仅可以戳敌人咽喉，还可以用它搏击，揍得很猛。特别是一锹斜砍在敌人的肩膀和脖颈之间，很容易一下劈到胸部。而刺刀在刺进去时却经常卡住，只有往对方肚子上猛踹一脚，才能把它拔出来。这个瞬间，自己也很容易被刺上一刀。同时，这种刺刀还常常折断。
“等一下，兄弟。”我叫着。卡特也有所察觉。正当这个新兵推我时，卡特一把抓住他。我们一起按住了他。
他马上嘶吼起来：“让我走，让我出去，我要离开这儿！”
他停不下来，向四周挥着拳头，踢腾着脚。嘴里喷着吐沫说着胡话，吞吞吐吐，话不成句。他得了幽闭症，感到快窒息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出去。要是真让他出去，他肯定会没命地到处疯跑。他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人了。
又是一夜。我们紧张得已然麻木了。这种致命的紧张，就像一把锯齿刀，沿着脊背来回剐蹭。两条腿僵硬了，手颤抖着，整个身体仅剩下一层薄皮，绷在竭力克制的疯狂上，绷在可能骤然爆发的无休无止的咆哮上。我们没有肉体，没有肌肉。由于害怕突如其来的恐怖，不敢对视彼此。于是我们咬紧牙关——一切都会过去——会过去——或许我们能活下来。
我们正要撤退时，看见前方地面出现三张脸。一张脸在钢盔下露出一缕黑色的山羊胡子和一双几乎正在盯着我的眼睛。我举起手榴弹，却无法掷向这双古怪的眼睛。就在这疯狂的瞬间，整个战役像斗兽场般围着我旋转，而唯独这双眼睛一动不动。接着，我看见这个人伸长了脖子，看见一只手、一个动作，于是我的手榴弹飞了过去，命中了他。
有个年轻的法国兵掉了队，被我们追上。他举起双手，一只手还握着左轮手枪——谁知道他是要开枪，还是要投降？——于是一铁锹下去，劈在了他的脸上。另一个法国兵看见后，试图继续跑，于是一刺刀扎在他背上，他一跃而起，向前伸着两条胳膊，大张着嘴，叫喊着，连滚带爬，背上的刺刀颤动着。又有个法国兵扔了步枪，蹲下身，捂住双眼，于是被我们留下，跟另外几名俘虏一起运送伤员。
而正是这种寂静，让记忆唤醒的不是渴望，而是悲伤——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表的沮丧。我们曾经渴望它，但不会再渴望了。它已成过去，成为另一个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已经消逝的世界。在练兵场上，对往日的回忆曾唤起叛逆而野性的渴望。那时我们还和它相连。尽管已经作别，但我们属于它们，它们属于我们。它们出现在唱响的军歌中，当我们齐步走在朝霞和黑色的树影间，去荒野操练时，它们是深埋在心中、发自心中的强烈怀想。
而在战壕里，我们失去了它。记忆已不在我们身上——我们死了，而它在遥远的天边，成为一种现象，成为神秘的辉映。然而它纠缠我们。我们既怕它，又绝望地爱着它。它很强烈，我们的渴望也很强烈——但它不可企及，我们知道，它就像我们想当将军的心愿一样，无法成真。
即使有人能把过去的生活还给我们，我们也不知拿它如何是好。它扑面而来的温柔神秘之力不会复苏。我们可能活在其中，出没其中。我们可能会回忆它，爱它，想到它就动容。但就像我们在亡友的遗像前沉思——那是他的样子、他的面容，而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成了记忆中虚假的生活。照片上的他，已经不再是他了。
今天，我们像旅人般漫游在年少时的风景中。我们被事实焚毁，像商人般懂得辨识，像屠夫般清楚利害。我们不再无忧无虑——我们的冷漠令人生畏。我们乐意徜徉其中，但我们能活着吗？
我们像被遗弃的孩子，像老道的年长者。粗暴、悲伤、浅薄——我想，我们迷失了。
两只蝴蝶在战壕前飞舞了整整一上午。它们是黄赤蝶，黄色的翅膀上长着红色斑点。它们怎么会来这儿？四周没有任何植物和花。它们落在一个头骨的牙齿上歇息。还有鸟儿，同样无忧无虑，它们早就习惯了战争。云雀每天清晨都在阵地上飞起。一年前，我们甚至能观察它们孵蛋，再把幼崽带到空中。
进攻，反攻，冲锋，反冲锋——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损失惨重。死的大多是新兵。增援部队到了我们这个区域，是个新编的团，几乎全是最近入伍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什么训练，只学了点儿军事理论，就被送上了战场。他们虽然知道什么是手榴弹，却根本不懂掩护，没有任何辨识力。只有半米高的土坡他们才看得见。
尽管我们急需兵力，但新兵们与其说来增援，不如说来添乱。猛烈的炮火让他们束手无策，一个个像苍蝇般倒下去。今天的阵地战要求军人有知识和经验，必须清楚地形，能听得出各种炮弹的响声，了解它们的威力，必须提前辨明炮弹的落脚点，知道它们如何爆炸，怎么保护自己。
年轻的增援兵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被炸死，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手榴弹和榴霰弹。他们被扫杀，因为他们被那些落在后方并不危险的大口径炮弹的猛轰吓坏了，而没留意低处喷射的嗡嗡作响的榴霰弹。他们不是分散奔跑，而是像羊群一样扎堆，甚至受了伤，还会像兔子一样被空军射死。
他们个个一脸菜色，攥紧拳头。这些可怜的狗，带着卑微的勇气，冲锋，进攻。这些可怜又老实的狗，被吓得不敢大喊，被炸伤了胸脯、肚子、胳膊和腿，也只能轻声呜咽，喊着母亲，而一有人看他们，他们立即就住嘴了。
已经过去了几周——几个月——几年？只过了几天——我们看见时间在身旁死者惨白的脸上消逝。我们把食物一勺勺塞进肚子。奔跑、投掷、射击、杀戮。我们四处卧倒，既软弱又麻木，而支撑我们的唯有那些更软弱、更麻木、更无助的人。他们大睁着双眼，视我们为时常死里逃生的诸神。
我们一次又一次听见我们的番号。但即便他喊得再久，野战医院和弹坑里的人也听不见了。
再一次：“二连出列！”
之后是微弱的声音：“二连没别人了吗？”
他不喊了，接着有些沙哑地问：“就这些人了？”之后下命令：“报数！”
清晨的天空灰蒙蒙。我们出发时还是盛夏。一百五十人。现在我们感到冷，已是秋天，树叶簌簌作响。我们疲惫的声音飘在风中：“一——二——三——四——”直到三十二，停了下来。一阵长久的沉默后，那个声音又问：“还有人吗？”——等待。之后轻声说：“成队——”中断后，再喊完口令：“二连——”艰难地：“二连——便步走！”
一队人，短短一队，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入晨曦。
三十二人。
VII
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日子，拥有了能让一个士兵感到幸福的两样东西：美食和安宁。仔细想想，这并不算多。要是几年前，我们准会鄙视自己。但现在，我们几乎心满意足。一切都不过是习惯，战壕也不过如此。
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无法忘记。只要还待在战场上，前线那几天一旦过去，那些经历就会像块石头，沉入心底。它太沉重，我们根本无法立即思考。假如那么做，它会立即杀死我们。我们已经意识到：人只要屈服，就能躲避打击，忍受恐惧——但去思考，就立即活不下去了。
就像上了前线，只有变成野兽才能活命，同样，休息时我们会变成懒散而肤浅的兵痞。毫无办法，我们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要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我们无法承受感情。尽管和平时期感情或许是种点缀，但在这里，它是个错误。
战友们死了，我们帮不上忙。他们安息了——谁又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只想躺下，睡觉，吃，胃里能装多少吃多少。我们还想喝酒、抽烟，让时光不致乏味。生命如此之短。
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只要战争尚未结束，都会像石头，沉入心底。战争结束，它们就会苏醒，开始阐释生与死。
对我们来说，海报上的姑娘是个奇迹。我们完全忘了世上还有这样的事。甚至此刻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这般光景：不仅是遥不可及的愉悦、美和幸福，还有和平。这必然是在和平年代才有的光景。我们一阵激动。
可接着，我碰到了姑娘的嘴唇。我迎上去，和她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我闭上双眼，想在亲吻中将战争、恐惧和卑劣的记忆统统磨灭，想去唤醒青春和幸福。我想到海报上的姑娘。那一刻，我竟相信，只有赢得她，我才能活下去。而我的臂膀越是用力去抱紧，就越有可能出现奇迹
今天是礼拜六。楼上的人一定是我姐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随后又摘下钢盔，向楼上望去。是的，正是我姐姐。
“保罗！”她喊道，“是保罗！”
我点点头。行李撞在楼梯扶手上。我的步枪太重了。
她打开另一扇门，叫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再也无法移步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了。
我们家人间从不说温柔的话。穷人为生计奔波、操劳，大抵如此。他们不明白那么做的意义，也不愿重复本来就知道的事。所以，比起那些懂得客套的人，母亲口中的“亲爱的孩子”意味着更多。我知道，那罐蔓越莓果酱是几个月来家里唯一的一罐。她一直留给我。还有她拿出来的陈旧饼干，无不是她逮机会弄到，留起来，等我回来吃的。
姐姐收好吃的东西。母亲突然哽咽着一把抓住我的手：“前线是不是很可怕啊，保罗？”
母亲，我该怎么回答你！你不会明白，你也不会理解，也永远不必理解。前线是不是可怕？你问——你，我的母亲——我摇摇头：“不，妈妈。不可怕。我们大部分时候待在一起，所以也没那么可怕。”
我想象的假期并非如此。一年前确实应该不同。我想是我变了。今天和去年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当时我还不了解战争。我们驻扎在平静地段。现在我意识到，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拖垮。我无法融入这里。这是个陌生的世界。有些人提问，有些人不问。看得出，那些不问的人为自己的沉默感到骄傲。他们甚至常常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认为那不值一谈。他们真自负！
一个陌生的可怕念头突然涌上心头，我再也无法找到回去的路了。尽管我竭力祈求，但一切都没改变。我像被判了刑，冷漠而悲伤地呆坐着。往昔转身离去。同时，过多的祈求又让我感到恐惧。对于将会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知。我必须牢记，我还是个士兵。
“你们别再给我寄东西了，妈妈。我们在外面够吃。你们更需要。”
她就那么可怜地躺在床上。她爱我胜过一切。我要走时，她又匆忙说：“我还给你搞到两条衬裤，是好羊毛的。你穿着暖和。你千万别忘记装在行李里。”
啊，母亲，我知道，你为了这两条衬裤，花费了怎样的心血，去等待，去奔走，去祈求！啊，母亲，母亲，我必须离开你，这谁人能理解，究竟有谁比你更有权力，对我发号施令。我坐在这儿，你躺在那儿。我们有无数的话语，却永远说不出口。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我咬住枕头，双手抓紧床框。我本不该回来。在前线，我麻木冷漠，时常绝望。现在我再也做不到了。我本是个士兵，现在却只是个为自己、为母亲、为无休无止而不得安慰的一切感到痛苦的人。
我根本不该回来休假。
VIII
有人踢他们一脚，他们就跌倒在地——但这种人极少，大部分人都视而不见地从他们身旁经过。当然，有时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令人生厌，对此有人也会火冒三丈，踢他们一脚。要是他们不用那种目光看人——那两个拇指就捂得住的地方，究竟藏着多少不幸：那双眼睛。
他们很少交谈。说起话来，也不过寥寥几句。他们更有人性。我甚至认为，比起我们来，他们彼此更像兄弟。也可能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更为不幸。无论如何，战争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尽管只能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上什么真正地活着
我望着他们模糊的身影。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除了知道他们是战俘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令人感动。他们一生无名，清白无辜——假如我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姓名，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他们的忧愁，或许我的感动会有目标，会转为同情。但现在，我只感到他们身后芸芸众生的痛苦、人生可怕的愁绪和人类的冷酷无情。
“要是知道手术的价格就好了。”他说。
“你们没问吗？”
“没直接问。不能那么问——要是惹得医生不耐烦可怎么好，他还要给你妈妈手术。”
是啊，我辛酸地想。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穷人。宁愿忧心如焚，也不敢问手术的价钱。而那些无须为钱担忧的人，却理所当然地事先商定了价格。医生不会对他们不耐烦。
IX
此刻，他妻子一定在思念他。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像是个经常给妻子写信的人——她还会收到他的信——明天，一周后——或许一个月后，收到一封迷途的信。她会读到这封信，而他会在信中和她说话。
我的状况越来越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他妻子长什么样？像运河边那位黝黑苗条的姑娘？她不属于我吗？或许经过这样的事，她现在属于我！要是康托列克此刻坐在我身边！要是我母亲看见这一切——假如我能牢记返回的路，那这个死人就能再活三十年。要是他当时向左侧跑两米，他现在仍会待在他的战壕里，给他妻子写着信。
寂静在蔓延。我要说话，必须说话。于是我跟他说起话来：“战友，我并不想杀死你。要是你再跳进来，我不会那么做，只要你也头脑冷静。不过之前，你对我来说是个思路，是个活在我头脑中的推论。是它让我下了决心——我刺死的是这个推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像我一样的人，而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你的武器——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我们的共性。宽恕我吧，战友！我们总是认清得太晚。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你们跟我们一样是可怜虫？你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为我们担惊受怕。我们同样惧怕死亡。我们有同样的死，同样的痛——宽恕我吧，战友！假如我们扔掉武器，脱去军装，你怎会是我的敌人？你会像卡特、艾伯特一样，成为我的兄弟。从我这儿拿走二十年吧，战友，站起来——多拿一些。因为我不知余生该如何是好。”
下午时分，我冷静下来。我的恐惧原本毫无道理。他的名字不再困扰我。我的疯狂已不再发作。“战友”，我对那个死人镇定地说：“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但要是我能活下来，战友，我要跟毁掉我们的一切斗争到底。它毁的是你的生命，而我的呢？也是生命。我向你保证，战友，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
X
然而这是糟糕的一夜。我们吃得太油腻，新鲜的乳猪刺激了胃肠。避弹所里的人一直出来进去，总有那么两三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骂骂咧咧。我自己跑了九趟。将近凌晨四点时，我们创下了纪录：十一人，包括哨兵和客人，全都蹲在外面。
我们整夜无法入睡。大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个拙劣的男高音在垂死呼噜前，甚至高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从床上爬到窗边，躺在窗台上，就像要最后望一眼窗外。
“他从床上掉下来了——”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可是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您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我打着岔。又要开始刨根问底了。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洁净美好，我越是不能说出我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样也行。只要她一走，我就可以马上再试着下来。她要是个老太太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告诉她。可她那么年轻，最多二十五岁，我怎么好向她开口。
监察员走了。
我们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承认？又不是你干的！”
他嘿嘿一笑：“这没关系。我有‘狩猎许可证’。”
大家当然明白。谁要是有张“狩猎许可证”，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我头部中过枪。他们给我出具了医疗证明。我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能力。打那以后，我交了好运。谁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气。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扔瓶子让我很开心。她们明早要是再开门，我们还扔。”
我们乐坏了。我们有了约瑟夫·哈马赫，还怕什么冒险。
艾伯特的情况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们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条腿。他整日一声不吭。有一次他说，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轮手枪，他就开枪自杀。
我很年轻，才二十岁。我对生命的认识，唯有绝望、死亡、恐惧和联结着痛苦深渊的失控的浅薄。我看见民族间被迫为敌。人民沉默、无知、愚蠢、顺从，无辜地互相杀戮。我看见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制造武器和言辞，好让这一切更精妙、更持久地延续下去。
XI
- 就像去征服一座高耸的冰山——每种生命的表达都只为继续生存服务，都要不可避免地做出调整。其他一切都因它只会不必要地耗尽精力而必须被驱逐。这是拯救我们的唯一方式。寂静时，过去岁月的神秘反光，像面黯淡的镜子，在我之外，映出我存在的轮廓。我常坐在自己对面，像面对一个陌生人。我感到震惊，那不可名状的活力，那称之为生命的东西，竟以这般样貌做出了适应。其余的全部表现都处于冬眠之中。生命仅仅是持续的窥伺，以应对死亡的威胁——把我们变成思考的动物，好把一种叫本能的武器交给我们——把麻木不仁安插在我们身上，好叫那在我们清醒时、能有意识地思想时袭击我们的恐怖，不致粉碎我们——在我们中唤醒战友情谊，好叫我们避开孤寂的深渊——授予我们野蛮人的冷漠，好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嗅出积极因素，并作为储备保存起来，应对虚无的来袭。就这样，我们极度肤浅地过着封闭的艰苦生活。有时，某个事件会蹿出火苗，但随后，它就意外地冲出猛烈而可怕的渴望之火。
- 坦克已从笑柄变为重型武器。它们披甲上阵，排着长队呼啸而来。对我们来说，它比其他武器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 1918年夏天——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朴素的生活如此值得渴求——驻地草地上火红的虞美人，草茎上滚圆的甲虫，半明半暗的温暖夜晚，凉爽的房间，黄昏乌黑神秘的树木，星星和水流，梦和睡个长觉——哦，生活，生活，生活！
- 如此多的飞机。它们像猎杀野兔般稳健地猎杀着一个个人。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对付一架德国飞机。五个强壮活泼的敌军冲进战壕，对付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士兵。德国前线有一条面包，他们有五十听肉罐头。但我们没有被打败。作为士兵我们更优秀，更有经验。我们只是被压倒性的优势打压、击退了。
XII
秋天了。老兵已剩不多。我们班的七个人，只剩下我一个。
人人都在谈论和平和停战。人人都在等待。假如又是一次失望，那么人人都会崩溃。希望太强烈了，没有爆炸，就不会被彻底清除。假如没有和平，就会爆发革命。
他于1918年10月阵亡。那天，整个前线寂静无声。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
他向前倒下，像是趴在地上睡着了。如果把他翻过来，会看见他大约并没遭受太久的痛苦——他脸上表情镇定，就像他对这样结束感到满意。
译后记
- 1914年8月，一列德国运兵火车徐徐开赴西线。车窗内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士兵。他们挥着手，唱着歌，确信他们会在几周后成为胜利者。但计划中的“闪电战”变成了一场历时4年的大战。时至1918年11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活着回来。
- 大多数伤亡者是炮弹、机枪和榴弹的受害者。士兵们本身也像枪支弹药般被视为可部署的材料。死亡作为他们的常伴，被解释为“为国捐躯”。为了躲避死伤，防止炮击和敌人的进攻，他们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而来自战壕的暴风雨，让进攻者比防御者的死伤更为惨重。
- 我们站在练兵场上等待时，首先学会的是一条基本规则：一名士兵的大部分生涯都在徒劳地站着。
本文作者: Uyou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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