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动物
本文最后更新于：2023年4月15日 晚上
——[作者] 艾略特.阿伦森 乔舒亚.阿伦森
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公元前328年
1 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 研究人类这样一种令人困惑、富有创造性而又容易被激怒物种的社会心理学，又有哪些独特之处？
- 我们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他人真实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存在，对我们的思想、情感、信仰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影响他人的科学研究。
- 我们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其他人交流——受他人的影响；影响他人；高兴、开心、悲伤、厌恶、沮丧，或者被激怒——我们的天性就是对人们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提出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业余的社会心理学家。尽管大多数业余社会心理学家在与他人互动时会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并达到他们自己满意的结果，但这类偶然的“检验”缺乏细致的科学研究所具有的严谨性和公正性。
- 所谓事后聪明偏见指的是，一旦我们知道某一事件的结果，我们往往高估自己的预测能力。
-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们倾向于通过赋予过错者某种性格特质来解释其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精神病”、“虐待狂”或“邪恶之人”。
2 社会认知
- 社会认知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主要领域。这个研究领域关注的是：人们如何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人们如何解释、记忆、预测、作出决定、评价自己和他人；以及为什么这些过程经常会产生错误。尽管人类可以正当地宣称自己是地球上最具适应性、最聪明、最成功的物种，但我们仍然很容易产生误解、冲突、错误，出现那些由来已久的种种偏见，以及今天对气候科学和疫苗所持的否定态度。
- 在进化的漫长历史中，“社会大脑”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悖论和困境。进化赋予人类以大脑，使我们能够很好地适应小型狩猎采集的群体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有效的认知捷径和倾向性，使生活更容易且更安全，使人们倾向于合作和相互关心。然而，当我们对当今这个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多元文化的星球进行考察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机制往往会适得其反，导致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固守着我们的偏见，并因偏见和仇恨而相互战斗。
-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认知吝啬者：我们总是寻求保存认知（心理）能量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处理的方法。我们会利用经验法则去走捷径。我们会忽略一些信息以减少认知负担；我们会过度利用一些信息以避免去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者我们只是按照最初的直觉，接受一个不够完美的选择，因为它已经足够好了。认知吝啬者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有时我们的直觉可以帮助我们作出较好的决策。但是如果不加以限制，这些策略也会导致严重的偏误。
- 同卵双胞胎出生后分开抚养，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他们在行为举止、习惯、态度甚至政治观点上仍然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弟姐妹在性格上也不会变得更相似。婴儿带着某种思想进入这个世界，这种思想已经存在大量的预先编程。他们拥有特定气质，拥有对语言和文化学习的某种准备，甚至拥有对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与生俱来的期望。
- 我们与群体成员建立联系、合作、一致和协调关系，同时也通过竞争获得群体内部的资源和地位。我们天生就存在偏见和攻击性，对外界和那些我们认为是威胁的人保持警惕和敌对。我们的大脑发展了快速心理反应过程，以提醒我们注意危险，迅速决定谁是朋友或敌人，并准备好与我们所感知的敌人战斗或者逃离。这些倾向有助于我们迎接来自敌方的石头和棍棒，由此也导致几千年来，人类以部落、“我们与他们”作为基础来看待世界上的冲突、政治分裂、仇恨和战争。
- 其中一种典型的偏见便是所谓偏见盲点，即认为我们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客观、更少偏差。我们偏见性地认为自己不存在偏见！这类盲点产生于如下事实，即我们的许多信仰都是内隐的，隐藏在能够意识到的意识之下。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做的背景，并且可以为之找出理由；毕竟，我们知道自己的感受。但是，当我们看待别人的行为，我们会忽略掉完整的背景。这就是为什么在别人身上很容易发现伪善，然而在我们自己身上却很难看到。
- 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受制于绝对的现实主义。我们相信自己对现实的主观解释就是现实。我们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那些人是存在偏见的。这种信念使我们更容易认为，任何不认同我们观点的人都是被误导的、无知的、自私的或邪恶的。历史经常会不幸地显示，如果人们确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而其他人是错误的，那么他们便很容易做出仇恨和残忍的行为。
- 证实偏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顽固地坚守那些牢不可破的信仰。他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证据来支持他们所期待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不必“改变主意”。在我们进化的历史中，这种偏见具有适应功能，这将导致我们的祖先持有一种“只要有效，就坚持下去”的策略。然而在当今世界，有时这种策略会将我们引入歧途。
- 自我中心偏见 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种群，但我们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倾向于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能够将新信息应用到自己身上时，会比认为它只会影响到别人时更能记住新信息的原因。
-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担忧通常被无限夸大。人们感受到的社交聚光灯对自己的照射，比实际上要更为明亮。当我们想象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处于聚光灯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注意和观察别人比他们注意和观察我们更多——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被称为隐形斗篷幻想。
- 巴纳姆效应指的是，当人们被赋予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人的模糊、万能的自我描述时，他们通常会说“难以置信！那就是我！”。这一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错误地相信占星术、算命、乃至一些流行心理学的人格测试的准确性。
- 为什么坏事比好事具有更大的威力 人类进化的一个奇怪的特点是它倾向于消极：我们倾向于关注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祝福，这种倾向通常被称为消极偏见。我们在人群中找到愤怒的脸会比找到微笑的脸更快。办公室的负面互动比正面互动更重要，员工很可能会记住老板更多的负面言论和行为而不是正面的。消极反馈比积极反馈对情绪的影响更大。坏消息比好消息更容易、更经常地被分享。
- 被试在失去金钱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往往比他们在被给予选择时所获得的同样多的金钱所带来的快乐更大。人们更倾向于避免损失，而不是试图获得收益，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厌恶。
- 理解消极偏见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赢得了喜怒无常的彩票，并被赋予了快乐的性格，但我们中的其他人也需要积极地寻找生活中的正向因素，让自己接触到他人的美丽、微小的快乐和善良，正因为这样做不是我们的必然倾向，所以我们可以学会专注于我们感激的事情，为他人做些好事，这些习惯通过产生满足感来抵消消极偏见的影响。
- 因为受控处理比自动思考需要更多的时间、注意力和精力，容易导致身体疲劳和分心，因此我们更喜欢走捷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第一印象和冲动可能无法得到纠正。
- 我们的头脑很少满足于原封不动地对所看到的世界作出报告。当被问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们倾向于自动地编故事
- 默认模式网络是一个交互作用的大脑区域，这个区域在不执行某个特定任务或不专注于外部世界时开始活跃。当我们明确地想到某个人的时候，这个网络也是活跃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走神的时候，通常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些社会事务上：和朋友一起做计划，对爱人的回忆，和伴侣的冲突，对各色人等的性幻想，或者是另外一些由他人带来的问题。我们在每件事情中都能看到人类的故事，因为人类从未远离自己的思想。
- 感情上的痛苦，有助于确保人们在社会关系破裂或处于危险之时能够安全挺过；没有经历过分离或排斥的人，不会走得太远。
- 这一结果表明，与人类联系有关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疼痛信号有关的系统相关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辱骂、躲避和骂人的严重程度不亚于身体伤害。在学校被拒绝或被取笑的儿童，可能已经遭受了严重和持久的影响；事实上，许多成年人对童年被拒绝的记忆要比体罚深刻得多。
- 有句古老的贝都因谚语说：“我与我的兄弟为敌，我和我的兄弟与表兄弟为敌，我们都与陌生人为敌。”这句谚语完美地抓住了我们的部落心态如何将世界划分成“我们”和“他们”。
- 人类是如此自然地倾向于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以至于即使在群体成员构成是基于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差异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群体偏见。
- 为什么我们倾向于基于如此细微的差别作出如此巨大的区分？原因在于我们的DNA。对于狩猎—采集者来说，他们需要对自己部落成员之间的差异保持警惕，这些成员可能是竞争者，而对于局外人，则可能是攻击者。当一个共同的目标对每个成员也都有利时自然会形成联盟，将个人组合成团队。我们自己的部落或团队之间的凝聚力是高度适应性的，因为我们共享资源，享受团队的保护以抵御来自外部持续不断的威胁。
- 归属 在支配社会生活的所有动机中，最重要的是归属：我们渴望与他人建立稳定、有意义的联系。
- 这种基础性社会动机意味着：长时间的非自愿隔离不仅会令人感到不愉快，而且在心理上是有害的，会产生抑郁、焦虑和自我毁灭的冲动。被单独监禁囚犯的自杀率比非单独监禁囚犯的自杀率高出许多倍，这确实是最残酷的惩罚。
- 音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情感上把我们自己与他人联系在一起。
- 我们期盼能够预测将会发生什么，并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当这种意义建构的动机受挫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便会令人不安；当情势稳定而可以把握时，我们就能有所准备、适应良好并继续前进。不确定性使我们陷入困境，无法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准备。的确，我们确信有坏事发生，比怀疑有坏事发生要好。
- 控制 确定性甚至是不幸的确定性，满足了第三种强烈的社会动机：控制的需要。我们希望拥有指导我们行动的自主感和能力并确保事情成功。控制感会让我们体验到幸福，因为它让我们感到自己可以主动且有能力去完成事情。缺乏控制的感觉会令我们不愉快，从长远来看，也是不健康的。布鲁斯·麦克尤恩（Bruce McEwen）发现，人类和其他处于社会等级较低的灵长类，对自己的生活控制相对较小，他们可以被一个更大的、更具支配地位的猴子或者老板所控制——结果是他们往往比地位较高的同龄人更容易患上与压力相关的疾病，而且死得会更早。
- 被重视需要 人类具有让自己感到有价值的强烈动机，希望自己在所在社区中有社会地位、有积极的声誉。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无论是对别人、对家人还是对周围的世界；费斯克将之称为“自我提升”的动机。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钦佩与我们认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动机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从试图改善自己，到改善我们的社区，再到积极参与政治，表现出财富和地位的迹象，表现出善意的行为。反之，当人们觉得自己无关紧要的时候——当他们觉得社会不在乎他们是死是活，甚至能够给他们带来稳定和意义的工作都丢掉了——他们可能表现出绝望或者愤怒的抗议。
- 信任 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不相信别人就无法生存。尽管进化赋予了我们消极的偏见，出现“坏事比好事更有威力”的效果，但我们有强烈的动力去相信世界是安全的、仁慈的和公平的。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确保我们的安全，善待我们，并为我们提供资源。尽管由于信任而使自己处于弱势的风险，但我们通常确实期望其他人、特别是与我们类似的人不会伤害我们。和所有的社会动机一样，人们在信任他人和世界的程度上也存在差异，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个人情绪，部分原因是他们童年的早期经历。但是，当别人愚弄或欺骗我们时，我们会感到惊讶、愤怒和伤心。
- 正如我们对待其他社会动机一样，我们常常会歪曲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满足我们对信任的渴望，并在一个仁慈的世界里保持我们的基本信念。假如你或者你所认识的人，遭到抢劫、强奸、袭击，或遭受其他创伤，你知道这种经历会令人感到多么迷茫——因为，除了震惊和痛苦的事件，它还会暂时性破坏我们有关世界是安全、公正和公平的假设。我们的信任已经破灭。
- 当我们觉得我们属于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对结果加以预测的时候，当我们可以自由地作出选择并控制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做那些让我们觉得有价值工作的时候，当我们信任我们所爱的人和同事的时候，我们便能做到最好。因此，当人们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事情，或者做出一些看起来很疯狂的事情时，这些核心动机就会以某种方式被扭曲。
- 大多数人都能找到满足这些普遍需求的方法，并能在他们的社会里过上和平的生活。但是，对于那些感到被边缘化和被疏远的人来说，对归属和被重视的需要可能比生命本身更珍贵。
- 基本归因错误 基本归因错误指的是人类在描述和解释人们为什么做自己所做的事情时，倾向于高估个性因素或者与情境环境有关的性格因素的重要性。在课堂上，你也许会为他（她）的个性找到一个理由：“她变得懒惰了”或“他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聪明”。因此，你可能会认为你的同学就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因为他（她）的父母患病等外部问题而暂时感到痛苦所致。
- 基本归因错误也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浪漫生活。例如，如果你的伴侣做了一些没有头脑的事情，你可能进行性格归因（“我的伴侣是个不体贴的懒汉，我们需要分手”）或情境归因（“我的伴侣一定是在工作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一个假期”）。猜想一下哪一种归因会带来幸福的伴侣关系？
- 成功与失败归因，以及自证预言 在我们所有的归因中，那些关于成功和失败的归因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控制感。当孩子们在学校遇到困难或考试不及格时，他们对自己和他人作出的有关原因的解释，将决定他们是否会延续失败，或者最终是否会取得成功。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养成了解释自己成功和失败的习惯模式，这种被称为解释风格的模式影响了人们的控制感和幸福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烦恼的原因渗透在自己的生活中，无法改变，并且将永远困扰着他们（“我做过的任何事情都很糟糕，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无法改变”）。有乐观解释风格的人把不幸的事件归为外在的、情境性的以及他们能控制的原因：“是的，”他们可能会说，“我那场数学考试搞砸了，但是我今后会更努力地学习，并且情况会变得更好。”“另外，这场考试难度太大，我在其他考试中表现得很好。”
- 对比效应与社会比较 一个物体可能看起来比它自身好，也可能比它自身差，这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它。
- 当某种东西与类似的但略逊一筹（或美丑，或高矮，或贵贱）的东西相比时，它被认为比通常情况下更漂亮、更高，或更便宜。
- 我们对自己的重要判断也会受到对比效应的影响。关于我们自己的最有力的信息来源之一是社会比较，这是一种通过将我们自己与他人比较来评估我们的能力、成就、态度和其他特征的过程。根据我们将自己与谁进行比较，结果可能是有益的、令人欣慰的、鼓舞人心的，也可能是令人泄气的。
- 而今不少人患上了“脸书忧郁症”，这种似是而非的沮丧情绪来自于对朋友审视以及对他们完美生活的了解——他们总有度不完的假期，可爱的小狗，完美的家庭，美妙的聚会等等。
- 在对快乐的人和不快乐的人的社会认知进行比较时，柳博米尔斯基发现，最幸福的人不是通过关注他人的行为来评价自己，而是通过调整和参考自己的内在成功标准来评价自己。我们还可以通过培养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所谓的成长心态来避免与他人进行痛苦的比较。德韦克所说的成长心态指的是，人们所持有的对人类成长能力的信念和对自我提升的承诺。她说：“我们可以把别人看作是灵感和知识的源泉，而不是因此而觉得自己存在某种缺憾。”
- 首因效应，指的是前期获取的信息比后期信息有更大的影响力。首因效应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我们被激励去仔细注意的时候。然而，认知的吝啬倾向却意味着第一印象的形成是快速而持久的。
- 易得性便捷判断 易得性便捷判断是这样一种倾向，即预测一个事件的可能性，或判断它的风险有多大，根据的是那些容易记起的具体的例子。
- 我们对一个声明或想法越熟悉，它越可能对我们发生作用。仅仅是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某种说法、哪怕是最卑鄙的谎言，只要让人们更加熟悉它，便会增加他们的信念——如果某种说法为人们所熟悉，它就一定是真实的。易得性便捷判断通常是良性的，也是实用的。然而，当它导致我们不是根据某项说法的逻辑价值，而是根据其检索的方便程度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时候，它便存在明显的缺陷：互联网让人预料不到的一个危险便是，从阴谋论到伪科学的医学建议，只要不停地重复，便会大行其道。
- 心理学家已经确认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更可能依赖便捷判断而不是理性的决策：
- 当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某个问题时；
- 当我们信息冗余，无法充分处理信息时；
- 当相关问题对我们不太重要时；
- 当我们缺乏作出合理决策所需的知识时；
- 当我们让自己的情绪和一厢情愿的想法阻碍我们的时候。
- 积极预测 预测某些结果如何，会让我们确定自身设定的目标和我们愿意承担的风险。事实上，无论何时我们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无论是三明治、工作还是离婚），我们基本上都在打赌，得到了它会让我们快乐，或者至少让我们更快乐。然而，我们对与自身有关事情的预测经常会大错特错。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会高估未来发生事件可能带来的情感影响，以及我们所做反应持续的时间。
-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错误预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适应了生活中的快乐和悲伤，但是当我们从心理上构建我们的未来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拥有调节能力。另一个原因是，当想象未来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只关注所讨论的事件，而不去考虑所有其他无疑会同时发生的事情，以摆脱失败的刺痛或淡化我们的幸福。因此，当我们想象着婚姻、中彩票或者功成名就，我们会长时间地沉浸在幸福之中；而当我们想象着失去了工作或被抛弃时，则会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刺痛——尽管这些事件带来的快乐和痛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 这种对可行性的漠视导致了计划的失效。假如在制定计划时你能够意识到，人们倾向于把未来解释得比现在更美好，你便可能摆脱很多的悲伤。
- 记忆是一个重构的过程。对我们记忆最为强烈的影响不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现在对那些事件的思考。我们通过过滤和修改我们的观念重新创造了自己的记忆——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我们希望事情以何种方式发生。
- 自传式记忆 不仅诸如车祸之类的快速事件是重构的，而且在涉及诸如我们自身经历等更为持久的事情时也是重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重大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对自传式记忆的改变并非随机的。相反，我们构建的记忆更为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正是因为证实偏见的存在，我们更有可能回想起那些证实我们看法的记忆。
- 当涉及记忆时，便捷判断的影响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人们可能对植入记忆的真实性持有绝对的自信，但事实上却是绝对错误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中，对记忆的信心并不能确保它的真实性。
3 自我辩护
人们持有为自己的行为、看法和感觉辩护的动机。当他们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让自己（和其他人）确信这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
我们的许多行为都会受到一些未知因素的支配。之后，当我们被要求解释自己的行为时，我们试图构建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同时满足我们的愿望，让自己和他人看起来都不错。这便是自我辩护的本质。
费斯汀格将认知失调描述为一种紧张状态，当一个人简单地持有两种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观念、态度、信仰、观点）时便会发生。
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所言，人类是这样一种生物，他们一生都在试图说服自己他们的存在不是荒谬的。
毋庸讳言，我们都有能力理性地行动。但我的观点是，当我们需要减少失调时，我们都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当我们讨论自我辩护需要所产生的一些广泛的影响时，我们会看到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让我们从决策过程开始考察，这个过程显示了人类可以连续地快速在极端理性和极端非理性状态之间转换。
为个人选择进行辩护的倾向，并不仅仅局限于消费者决策。事实上，有研究发现，类似的过程甚至可能影响人们的爱情关系，以及人们打算与那些可能成为伴侣的人进行交往的意愿。
简言之，没有威胁，就不会出现失调；没有失调，便不会去贬低他人。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电器还是恋人，一旦作出了某种坚定的承诺，人们便会倾向于关注自己所做选择的积极方面，而忽略自己所拒绝的其他选择的吸引力。
一个人面对不一致的信息时，大脑的推理区域实际上被关闭了，当恢复一致时，大脑的情感回路会“快乐地”亮起来。正如威斯顿所说的，人们转动“认知万花筒”，直到这些片段进入他们想要看到的模式，然后大脑通过激活与快乐有关的电路来补偿它们，似乎认知失调的感觉确实会让大脑受伤。
结果再一次显示，一旦某个决定是不可挽回的，人们便会竭力让自己为所作出的选择感到高兴。由此可见，一旦人们感到已经无能为力，他们便会更加确信自己作出了明智的决定。
这种通过要求帮小忙来促使人们同意提供更大帮助的做事方法，被称之为登门槛技术。这种技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通过请人们帮小忙，而获得了让人们同意提供更大帮助的理由。
我们将这一结果称之为“讲过为真”范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说法。如果你想要一个人改变态度，那么就让他去做出或说出一些与他观点相反的事情，并为此支付给他较低的报酬。
这种机制的威力是如此强大，它不仅有助于解释态度的改变，而且还会影响我们体验基本生理需求的方式。可以设想一下，我们的朋友萨姆被诱导进入这样一种情境：他将会被长期剥夺食物或水，或者遭受电击。如果萨姆没有一个好的外部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对待，他会体验到失调。他对饥饿、喉咙干渴或遭受电击的痛苦的认知，均与他心甘情愿地体验这些经历的认知产生不一致，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少回报。为了减少这种失调，萨姆说服自己：饥饿并不那么强烈，口渴也并不那么严重，遭受电击的痛苦也并不那么可怕。
采用严厉惩罚的威胁作为让某人不做他（她）喜欢做的事情的手段，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如果人们能以某种方式享受做有益于自身健康和福利以及他人健康和福利的事情，那么这种做法将更为有效，所需要的约束也会少得多。
威胁越不严重，外部理由就越少；外部理由越少，对内部理由的需要也就越大。允许人们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内部理由，可以帮助他们形成一套永久的价值观。
总的来说，如果你希望某人在你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做某事时，只做一次（或不做），那么无论如何要给他们最大的激励（或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你给那个人100万美元，让他说某个好人有多么坏，或者你拿枪指着他们的头，威胁要在数6个数后扣动扳机，那个人很可能会说出你想听的话——但他们自己并不会相信。但是，如果你想让那个人形成一套价值观或信念，即使你不在场，他们也会按照这些价值观或信念行事，那么你就给那个人一个最小的奖励，这个奖励会带来你所希望看到的行为。让他们自我说服，这样确保他们在你离开房间之后的几年里还会继续做这些事情（或者不再做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可以概括一下关于失调和自我概念的一般原则。当出现以下四种情况时：
- 人们觉得自己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
- 人的行为与自我概念的核心成分相冲突；
- 个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的；
- 个人的行为不可挽回，难以更改。
人们会感受到最大的失调。他们感受到的失调越大，态度就越容易发生改变。
竭力去辩护 如果经过努力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那么与那些较为容易得到的东西相比，我们很可能会对之更加喜欢。假如这些东西不那么吸引人，我们可能需要别出心裁地来为我们的努力加以辩护。
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经历了一段艰难或痛苦的经历，那么这个目标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个过程叫做竭力去辩护。如果在你参加讨论小组的路上，一个花盆从窗台上掉下来，你的脑袋被击中，你便不会喜欢那个小组了；但是，如果你自愿被一个花盆打到脑袋上才能加入这个小组，那么你肯定会更加喜欢这个小组。
如果所造成的伤害是明显的，那么你便不可能通过改变自己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并若无其事地告诉自己你没有造成伤害，来减少失调。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减少失调的方法，便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被你加害之人的罪责——你告诉自己，受害者应该得到他（她）所得到的，要么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让他自作自受的事情，要么是因为他是个坏人。即便你没有直接伤害受害者，但仅仅因为你不喜欢那个人，并且希望他会受到伤害，这种机制也可能发生作用
如果我只是一个低自尊的人，认为自己总是在伤害别人的感情，那么让别人痛苦并不会带来太多的失调，因此，我几乎不需要去说服自己他们是罪有应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所以如果我做了什么让别人痛苦的事情，我必须让自己相信这个人是只老鼠。因为像我这样的好人不会到处伤害无辜，所以如果我伤害了你一定是因为你罪有应得。然而，有一个条件会限制为残忍辩护，那就是受害者进行报复的能力。如果受害者有能力而且有意愿在今后某个时候进行报复，那么，加害者的内心就会归于平复，也就毋需通过诋毁受害者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许多出生在社会最高阶层、拥有最大财富和权力的人，通过相信他们的优越能力和天生才能来证明这个职位的正当性，而所有那些贫穷和疲于奔命的人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动力获得成功。正如足球教练巴里·斯威策（Barry Switzer）曾经说过的那样：“有些人出生在三垒，他们毕其一生认定自己要打三垒。”
当一个人得知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和另一个人呆在一起，会增强那个人积极的一面，或者至少会淡化他（她）消极的一面。
从琼斯城到战争，一旦作出了某种小的承诺，也就为不断增加的承诺奠定了基础。人们需要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所以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改变又会影响着未来的决策和行为。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登门槛”技术，但在其生死攸关程度上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 从众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这一事实的一个后果，便是我们生活在与个性相关的价值观和与从众相关的价值观的博弈之中。
正是通过牺牲个人愿望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倾向，我们人类才拥有了巨大的进化优势；我们所具有的团队合作和传播文化的能力，使人类得以成长壮大。
尽管许多动物会模仿它们的同类，但人类是极易进行模仿的。一些神经科学家将这一事实归因于镜像神经元，这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脑细胞，当我们执行某个动作或者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执行相同的动作时都会被激活。
个体主义社会（如美国和法国）相比，在鲜明地重视群体和谐（如日本）的集群主义社会中，从众现象更为普遍。
然而，无论人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对群体压力加以抵抗都是非常困难的，不从众带来的痛苦不仅表现于人们的面部表情，而且在他们的神经活动中也会引起大脑的不适。
坚持正确意见与迎合群体之间的这种基本困境，是导致我们一些最大失败的核心所在。
榜样的声望与受欢迎程度 当我们不清楚在某种情况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们最有可能同那些行为可以提供最可靠信息的人保持一致。
一致同意 当群体成员面对面时，像阿希研究的情况一样，决定一个人是否会从众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他人是否都持有相同的意见。
但是，当一致性被打破时，从众的压力也会被打破。即使是仅有一位成员采取了与你一致的观点，你的压力也会得到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从众现象会急剧减少。
仅仅需要一位持不同意见者，便有可能极大削弱群体诱发从众的力量。
表态 通过诱导一个人对他（她）最初的判断作出某种承诺，也可以减少对群体压力的顺从。
担责 假设你正在参与一个解决问题的小组讨论，而其他人正在向你施加压力，让你同意他们的决定。另外，假设你知道，在会议结束时，你必须向小组的其他成员证明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你觉得这对你的判断会产生什么影响？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责任会增加你从众的倾向。
这表明，除非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对一项愚蠢的从众决定负责，否则大多数人都会为了相安无事而去迎合他人。
自尊与安全 一般来说，自尊心较低的人比自尊心较高的人更容易屈服于群体压力。
当同龄人在场时，大脑中的愉悦中心会被激活，而假如没有一个完全发达的前额皮质来实施自我控制，年轻人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危险、愚蠢的行为倾向。正如一位研究青少年暴力的专家所说：“有史以来最蠢的动物，是一个和同龄人在一起的青春期男孩。“
当人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时，我们的从众倾向也会阻止我们采取行动。仅仅因为其他旁观者在场便会抑制人们去采取行动。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除了从众之外，导致旁观者不去干预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即使人们认为事件的确是紧急事件，其他见证人在场也会分散每一个人的责任感。
什么条件下会导致冷漠抑或利他主义更有可能发生呢？一定是在“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被清晰地激活、人们与受害者处于面对面的情境之时。当缺乏这类条件时，人们会快速地、经常是无意识地评估自己是否应该参与其中：情况的确很严重吗？是否需要我本人去干预？提供帮助对我而言是困难的，还是代价甚高的？我的帮助会让那些受害者受益吗？我能轻易地离开吗？你对这类情境的反应，将取决于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因此，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表达来判断某种情况的严重性程度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人们常常把真实的情感隐藏在“扑克脸”后面。
这会形成一种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多元化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现象，即由他人模棱两可的行为所导致错误规范的集体信仰。
依从（compliance）这一术语能够最恰当地用来表示一个人为了获得奖励或者避免惩罚而做出某种行为。通常，一个人行为的持续时间与他所得到的奖励承诺或者所面临的惩罚威胁同样长。依从是最不持久的，对个人的影响最小，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会随着奖惩的变化而变化。
认同（identification）一词描述了一个人渴望成为他们所钦佩的群体或角色榜样所带来的从众水平。和依从一样，在认同中，也并非因为某种行为内在地令人满意，我们才采取这种行为方式；我们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方式能使我们与所认同的另一个人或多个人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关系。认同不同于依从，因为我们的确相信自己所采纳的观点和价值，尽管我们对这些意见和价值的相信程度还不是很强烈。因此，如果我们发现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吸引力，我们会倾向于采用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和态度，由此而实现了他们对我们的影响。
他们的意见已经成为你信仰体系的一部分，因为你如此喜爱你的这些亲人，并且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在我们遇到自己喜欢或钦佩的人的意见时，有时这些人甚至是相对陌生的人。
最后，基于价值或信念的内化（Internalization）是最持久的从众。将特定信念内化的动机，是希望自己正确。因此对这种信念的奖赏是内在的。假如施加这种影响的人被认为值得信任而且具有很好的判断力，我们就会接受他所主张的观点，并将它融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之中。一旦成为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信念就会与它的来源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变得非常不容易改变。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自我辩护时所看到的那样。因此，内化是最为持久的从众，这是因为追求正确（并相信我们是正确的）的动机是一种强大且能够自我维持的力量，不像依从那样要依赖于奖赏或惩罚形式的持续作用，也不像认同那样需要我们对他人或某个群体持续的尊重。
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现在支持像同性恋和跨种族婚姻这样曾经不受欢迎的观点，这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少数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居于优势地位。他们会怎么做？
- 如果少数派始终充满信心、信念坚定、坚持不懈地表达自己的立场；
- 如果少数派曾经同意多数人的立场，但改变了主意；
- 如果少数派不愿意妥协，哪怕只是一点点；
- 如果群体中的多数派力图做出准确而不是快速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可能受到感动去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并考虑它的优点，而不是盲目地按照大众的规范和观点去行事。
依靠自己，这些因素便难以奏效；我们需要盟友来调动其他人。毕竟，没有盟友，我们很难抵制那种影响我们大多数人的社会压力（如拒绝和惩罚的威胁）。即使是受人尊敬的专家也很难成为某个群体或某种意见的唯一代表。
单一盟友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自身的压力，增加了我们信念的互动性，并减少了其他人把我们当作局外人来看待的倾向。当持不同意见的人有足够的盟友时，他们可以调动大多数人来拓宽他们的思路，并找到新的办法来解决老问题。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说过的：“千万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心、有组织的公民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这是唯一的改变。”
5 大众传播、宣传与说服
说服一个人有多容易？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人们的看法还是态度。看法指的是一个人认为是真的：我的看法是吃蔬菜对我有好处，系安全带可以减少交通事故，每天服用维生素很重要。这些看法主要是认知的；也就是说，它们发生在头脑中而不是情感深处。它们是短暂的；它们可以通过很好的证据来加以改变。
但是假设一个人认为素食是不健康、不环保的，或者要求系安全带是对司机自由的非法侵害，或者维生素挽救了他朋友的生命。这些“看法”不再是纯粹的认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包含了强烈的情感，以及对主体好坏的评价。包含情感和评价成分的观点被称为态度。与看法相比，态度是极难改变的
对某个人而言容易改变的看法，对另一个人则可能是根深蒂固的态度。
获取信息是一件好事，媒体在让我们了解情况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媒体曝光也可能存在不利因素。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栩栩如生的画面塑造了人们的态度和意见。
强烈的情绪，例如新闻媒体唤起的情绪，常常会妨碍理性的决策。正如阿道夫·希特勒的高级助手之一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在纽伦堡被判处死刑之前所说的那样：“人们总是被教导要听从领袖们的命令……你必须做的只是告诉人们，他们正面临着攻击，而去指责那些主张和解的人缺乏爱国心并可能会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一招都会奏效。”
除非刺激本身有一些有害的东西，否则我们接触得越多，就会越喜欢它。
因此，尽管我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接受了广告的影响——我们不会在看过广告之后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超市去买艾德熊乐啤露——但它可以启动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我们今后进行选择的时候，间接地促使我们购买大量的广告产品。
人们被说服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中心说服和外围说服。说服的中心途径（the central route to persuasion）指的是对观点加以权衡，对相关的事实或数据加以考虑，在对问题进行系统思考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相比之下，说服的外围路径（the peripheral route to persuasion）则没有经过多少深思熟虑；人们并非依据对观点说服力的权衡和思考过程，而是不做过多思考地依据那些简单的、往往不太相关的线索对观点做出正确与错误或者是否有吸引力的反应。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三个关键要素，它们可以提高沟通或说服尝试的有效性：（1）沟通的来源（谁说的）；（2）沟通的性质（他或她如何说的）；（3）听众（他或她对谁说的）的特点和心态。
传播者如何让自己看起来值得信赖呢？一种方法是反对自己的自身利益。如果人们在说服我们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也许还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便会信任他们，他们的说服会更有效。
一个沟通者可能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不道德的人，但只要我们相信他（她）说服我们不会有任何回报（也许还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他的观点便仍然会有效果。为什么“肩膀”乔在我们的实验中会如此有效？当人们反对自己的利益时，我们由此而推断问题的真相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我们会真诚地相信他们所说的话。
另一种提高可信性的方法是创造一种人们认为你没有试图说服他们的情境。
吸引力和可爱是增进说服力的强有力因素，即使其来源缺乏专业知识或通过说服我们会获得某些利益。
可爱的传播者更有说服力，进而揭示了我们期望那些美丽的人会按照我们的方式去思考问题。难怪她们能够说服我们！
我们将沟通者的吸引力与信息的可取性联系起来。我们受我们喜欢的人的影响，也受我们感知相似性的人的影响。当我们喜欢沟通者时，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我们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观点来取悦那个人——但仅仅是为了一些琐碎的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信任自信的演讲者，而不是那些支支吾吾的人；人们将自信作为专业知识和真实性的指标。
总之，最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沟通者，是那些我们认为既专业又值得信赖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他们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可以提高：
- 他们所持的观点似乎与自身利益相反。
- 他们似乎没有试图影响我们的意见。
- 他们特别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至少对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我们那些根深蒂固的态度而言。
- 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因为信心会增加他们的可信度，除非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动机。
乔治·哈特曼（George Hartmann）证实，收到情感为主信息的人比收到逻辑为主信息的人，会更经常投票给通过该类信息支持的候选人。
一方面，常识表明适当的恐惧会促使人们去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依据常识，过于恐惧会干扰一个人关注信息、理解信息和采取行动的能力。
如果恐惧引发的诉求能与我们的相关措施共同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的恐惧会受到一种直接的、蓄意的威胁的攻击，那么这种诉求尤为有效。
唤起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可以产生微妙但强大的效果。
通过让人们从他们更高的身份角度去思考某个行为是好是坏，他们会把这一行为看作是“自己是谁”的核心，而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这就是身份的力量。
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更有可能知道一些对立的观点。当沟通者避免提及这类观点时，知识渊博的听众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沟通者要么不公平，要么无法反驳他们。相反，一个事前不了解的人，对对立的观点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很可能被他们所听到的一方观点所说服；如果听到了相反的观点，他们则可能会对自己到底赞同哪一种观点感到困惑。
另一个因素是听众最初的观点。如果观众已经倾向于相信传播者的观点，那么单向的陈述对他们的观点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双向陈述。然而，如果听众倾向于相反的观点，那么双面驳斥就会更有说服力。
当有人同我们发生争执时，会令我们感到不安，因为这暗示着我们的观点或行为可能是错误的，或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是源自上帝的错误——我们天生是不完整的或者是愚蠢的。另一个人所说的观点同我们所信奉的观点之间差距越大，我们内心的分裂感会越强。个体如何来克服这种分裂感？这里至少有三条途径：（1）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2）他们可以通过找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其他人来寻求对自己最初观点的支持，不管传播者怎么说；或（3）他们可以贬低传播者，让自己相信这个人是不称职，不道德或轻率的傻瓜，从而使他（她）的意见无效。从技术上讲，还有第四条途径，他们可以诱导沟通者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假如信息是由不可接近的人传递的（通过电视、在线或讲座），便是不可能的。
当传播者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时，如果传播者的观点与听众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他们更有可能说服听众。但是，当沟通者的可信度很低时，他们唯一能让听众接受的条件，就是他们的观点与听众的观点只有适度差异。
与说服力最为相关的一个人格特征是自尊。自我评价低的人比自我评价高的人更容易被说服性的沟通所影响。这似乎是十分合理的；毕竟，如果一个人不喜欢自己，那么结果就是，他不可能看重自己的观点，也不会有多少自信。因此，如果他们的想法受到挑战，他们便可能愿意放弃。
假如听众吃饱喝足、放松、快乐、自我感觉良好，他们也更容易接受有说服力的交流。在阅读有说服力的信息时，被允许吃自己喜爱的食物的人，比对照组（非饮食组）的人更容易受他们所读内容的影响，而且心情好的人不会那么挑剔，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说服的影响。
那些得到一些自我肯定的反馈（得知自己在校园里很受欢迎）的人，更容易接受攻击他们信仰的有说服力的论据。
根据杰克·布雷姆（Jack Brehm）的抗拒理论，当我们的自由感受到威胁时，我们会努力去恢复它。有没有人严厉地警告过你不要做任何事——“不要碰这个热盘子！别跟那个人出去！不要拿枯草当烟吸！”——然而你立马就做了？这就是反抗。当人们认为某个人传递的信息过于明目张胆或者具有强制性，从而侵犯了他们的选择自由时，他们很可能会激活防御来抵抗它。
人们可能（而且正在）受到从众所隐含的社会压力的影响。但是，当这些压力如此显而易见，威胁到人们的自由感时，他们不仅会抵制这些压力，而且往往会朝相反的方向作出反应。事实上，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当面对与重要信仰背道而驰的信息时，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表现出一种立即提出反驳意见的倾向。这样，他们就能够防止自己的意见受到不适当的影响，以保卫自己的自主权。
因此，在个人层面上，抗拒会导致我们抵消那些告诉我们必须如何行事的命令或指示。
接种效应（inoculation effect）：如果让人们先接触某一简短的宣传，而且接着他们能够对其加以反驳，人们就会对后来大规模出现的同样观点产生“免疫”，这就如同在人体内注入少量经过稀释的病毒可以帮助人们对这种病毒的大规模进攻产生“免疫”。通过接受“小剂量”反对他们观点的论据（轻微的攻击），人们便可以对后来更强有力的反对他们最初观点的论据免疫。相反，如果人们对某个问题没有太多的思考——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通过外围路径形成了自己的态度，比如通过情感、熟悉度或同龄人——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对自己观点的全面攻击。他们在捍卫自己的观点时将缺乏现实依据。这就是为什么有实验研究发现，给人们接种9·11事件的事实，会增加他们对随后有关那场悲剧的阴谋论宣传的抵抗力。
这里值得强调的一点对于教育目的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想减少单纯宣传的影响，就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对各种思想的自由探索。最容易被洗脑的人，是那些信仰基于从未受到过严重挑战的口号的人。
6 人类的攻击性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人类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特别具有攻击性的物种。没有其他动物如此一贯地大肆打击、折磨和杀死他们自己的成员。
关系性攻击 回想一下，我把攻击定义为伤害他人的意图，“伤害”并不总是指身体对抗。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参与更具社会性的攻击行为，尼基·克里克（Nikki Crick）和她的同事称之为关系性攻击，即通过破坏他人的名誉和关系来伤害他人。回避、散布虚假谣言和恶意流言蜚语、诽谤以及“荡妇羞辱”都是最好的例子，其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根据为政府提供的一份关于儿童安全和在线技术的审查报告，青少年在互联网上面临的最大危险来源不是色情制品（很多青少年，通常是男孩，都会寻求色情制品），甚至不是成年人诱拐，更不是色情短信。报告发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未成年人面对的最常见威胁，都是来自同龄人的关系性攻击。
这一信息是明确的：体育活动——如击打沙袋或攻击性运动——既不能驱散愤怒，也不能减少随后对挑起愤怒的人的攻击。事实上，这些数据把我们引向了相反的方向：人们越是用攻击性的行为发泄愤怒，他们便会越加愤怒，也就会变得越有攻击性。直接或间接、口头或身体上发泄愤怒并不能减少敌意，反而会增加敌意。有趣的是，类似的实验发现，那些相信宣泄的人更有可能以攻击的方式试图让自己感觉好受些（“对你大吼大叫，踢沙发帮助我摆脱困境”），但这只会让他们更愤怒，更有可能大吼大叫或踢翻东西。显然，你越相信攻击会让你感觉好些，你就越会积极地采取攻击行为，你内心也会越不平静。
报复、行为过度与升级 为什么表达愤怒会导致更大的敌意？一旦我们对他人表达了负面的感觉，一旦我们给前老板贴上了一个“没有良心的混蛋”的标签，那么用前后一致的声明和行动来跟进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尤其是当我们在公开场合报复的时候。此外，报复通常比最初的侮辱或攻击更为严重；我们倾向于行为过度，这为减少失调奠定了基础。
行为过度会导致失调最大化。犯事者对你的所作所为和你的报复之间的差异越大，心理失调就会越大。心理失调越大，你就越有必要诋毁他并为你对待他的方式辩护。
在大多数情况下，实施或宽恕暴力并不能减少暴力倾向。实施暴力行为会增加我们对受害者的负面情绪。最终，这就是暴力几乎总是滋生更多暴力的原因。
实世界中的情况比这更复杂；报复几乎总是会超过最初的伤害。实验研究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所遭受的痛苦总是比我们所造成的痛苦更为强烈。“别人断了腿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指甲受损却是严重的”这个老笑话，最终被证明是对我们思考方式的准确描述。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痛苦的升级是“神经加工的自然副产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两个男孩开始在比赛中互相打闹，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激烈的拳打脚踢，以及为什么国家之间的冲突频繁升级。每一方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扯平而已。
酗酒 世界上许多人会高兴地摄入酒精这种药物。酒精会降低我们的抑制力，使喝酒的人更友好、更合群，但也会放松对实施攻击行为的限制，包括性侵犯。酒吧和夜总会经常会发生斗殴，家庭暴力也通常与酗酒有关。
这并不意味着酒精会自动增加攻击性；喝酒的人不一定要到处挑衅。相反，酒精可以起到抑制作用：它减少了社会抑制，使我们不那么谨慎，更容易冲动。但它不仅仅如此：酒精也会破坏我们通常处理信息的方式。醉酒的人通常会专注于社会状况最早和最明显的方面，并对其做出反应，而往往会忽略其中的细微之处。这意味着：实际上，如果你清醒，有人不小心踩到了你的脚趾，你很可能会意识到这个人不是故意的。但是，如果你喝醉了，你可能会错过一些微妙的暗示，然后做出反应，就好像他有意地踩在你的脚上。因此（尤其当你是男性的时候），你可能会用侮辱和攻击来报复。
酒精还有另外一种助长攻击性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思考—饮料”效应：当人们期望酒精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时，这种影响往往会出现。事实上，当人们期望酒精能“释放”他们的攻击性冲动时，他们往往会变得更具攻击性——即使他们喝的是非酒精类的东西
其他形式的身体不适，如酷热、潮湿、空气污染和难闻的气味，会增加愤怒，从而降低攻击性行为的门槛。一种强有力的不适形式是伴随着低血糖的饥饿。
社会疼痛在我们的大脑中以与身体疼痛相同的方式记录下来，它也会引发攻击性。
匿名会导致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这是一种自我意识减弱的状态，减少了人们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担忧，并削弱了对被禁止的行为方式的限制。当我们拥有自我意识时，我们倾向于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例如，“你不应伤害他人”）；当我们处于匿名且失去自我意识时，我们倾向于凭冲动行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站在镜子前比坐在昏暗的剧院里吃下的爆米花要少的原因。
他发现暴徒人数规模和暴力程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暴徒越多，暴行就越令人发指。当人们作为人群的一部分时，他们是“无个性的”，自我意识不强，也不太注意抑制个人的破坏性行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频繁地接触暴力媒体，尤其是暴力视频游戏，确实会对许多儿童和青少年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对那些已经形成暴力行为倾向的儿童和青少年影响最大。观看暴力似乎对那些易受伤害的观众影响更大，原因有以下五个：
- 它会增强生理性唤起（“我想我真的很生气，而不是紧张”）；
- 它会诱导人们模仿敌对或暴力人物的倾向，削弱以往习得的禁忌（“如果他们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 它会引发潜在的愤怒、恐惧或挫败感（“我最好在他抓住我之前抓住他！”）；
- 它能促进人的心理麻木，减少移情（“呵呵，再来一次，还有什么？”）
- 以及（5）当我们感到沮丧、愤怒或受伤时，它通常会示范我们认可的行为方式（“哦，你就是这样做的！”）。
同情心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它是非人性化的解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大多数人将受害者非人化，以此作为对他们实施攻击行为的理由，那么通过在人们之间建立同情心，攻击行为将变得更加难以实施。
利他主义——为他人做一些事情，即使是以我们自己直接的舒适或快乐为代价——是对付攻击的一剂强力解药。利他主义会给人们带来很好的感受。当我们看到别人痛苦时，利他主义能减轻我们的不愉快情绪，而且不断地发现给予他人比给予自己更能改善我们的情绪。
就是我想提到的可以最终解决攻击性的办法：专注和冥想，它教会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在练习专注和冥想的过程中，人们会减少对感知到的挑衅或侮辱的反射性、攻击性的反应，给人时间思考和决定如何更冷静地并更有建设性地作出反应。
实验中，即使是一个短暂的专注力训练，也能减少“走神”，即那些妨碍密切关注手头任务能力的不集中思想。虽然偶尔做白日梦是美好而愉快的，但习惯性的走神则预示着情绪更糟、压力更大、自尊心更低、对他人的幸福关心更少。因此它会给人们带来身体上的（应激荷尔蒙水平降低）、情绪上的（敌对情绪降低）和行为上的（攻击性减少）好处。
冥想也有同样的好处。冥想者被教导要关注当下的感觉，而不是被有关过去或未来的记忆或影像所纠缠，这些记忆或影像通常会产生愤怒或焦虑。
7 偏见
偏见是人类经验中最常见和最令人不安的固定习惯之一，但人们对它却知之甚少。
偏见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基础。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我们是为偏见而生的。因为偏见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中，所以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偏见使我们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对陌生人保持警惕，从而帮助他们生存下来。在危险的世界里，把陌生人当作潜在的攻击者来对待，比把他们当作朋友是更好的生存方式。因此，尽管随着社会规范的改变、随着集团间关系的普遍改善和反歧视政策的实施，我们许多偏见的态度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与诸如20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或13世纪60年代一样，仍然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偏见。
事实上，最近的美国历史有力地提醒着人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许多其他的歧视并不会消失。只要我们持有偏见，就会有政客愿意利用这些偏见——通过他们树立的榜样影响其他人，使他们感到仇恨是正当的。
正如我们在心理上把物质世界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样，我们也会根据一些重要的特征对人进行分类。按关键特征对物体或人进行分组称为分类，这是认知的基本过程。
我们并非天生就能按种族对人进行分类，相反，我们似乎更倾向于被像我们这样的人所吸引，对与我们不同的人持警惕态度。社会动物的基本类别是我们或他们。
分类不会自动产生偏见，但它可能是迈向偏见的第一步。
一旦我们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我们就会对它们标签化来总结群体的本质——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刻板印象（stereotype）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一个特定的属性是群体整体的特征，而不管群体成员之间的实际差异如何。
我们是认知吝啬者，他们会根据我们认为是规范或典型的东西，迅速地对其他人进行分类。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们不能对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有高度分辨性的态度，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群体以及我们所看到的其成员的所有变化进行优雅、准确的叙述，同时对其他群体形成简单、粗略的想法。
与传统的观点相反，刻板印象往往是准确的，因此可以是一种适应的、简短的处理复杂问题的办法。正如李·朱西姆（Lee Jussim）和他的同事们所指出的，刻板印象的准确性被证明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力和最可靠的发现之一——尽管人们经常认为刻板印象总是把我们引入歧途。这是有道理的；如果刻板印象总是导致我们犯错误，为什么它会作为认知功能的一个核心特征保留下来？许多刻板印象很好地捕捉了现实，足以帮助我们适应，使我们远离麻烦。
尽管如此，这些预测虽然准确，但可能是令人遗憾和不完整的，因为它们没有说明导致所观察到差异的根本原因。
此外，当我们把刻板印象适用于个别的群体成员时，它也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这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即使刻板印象是积极的。
即使是一般的善意或良性的刻板印象有时也会产生误导，因为没有任何刻板印象是每个团体成员都具有的。
实验表明，一旦我们掌握了关于某个人的明确的和具体的信息，我们就会轻易地抛弃用那些刻板印象来引导对这个人的看法。
刻板印象可以被认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它们提供快捷的信息渠道，并在事实发生后对偏见情绪加以合理化。
一旦一个人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就会出现刻板印象、偏见、歧视和随之而来的合理化。群体保护机制和由此产生的群体偏见是一种生物的生存机制，促使我们偏爱自己的亲属和部落，并对外人保持警惕。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远古祖先从未见过其他种族的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化为“种族主义者”，而是“其他主义者”。
经济与政治竞争 偏见往往是经济和政治力量造成的。根据这一观点，由于资源有限，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可能试图剥削少数群体以获取某种物质利益。当群体为相互排斥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会导致偏见的增加。
在整个19世纪，美国对中国移民的态度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竞争变化的刺激而剧烈波动的。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州开采黄金、与大批涌入的白人竞争快速致富时，他们被描述为“堕落而邪恶……粗俗的贪食者……嗜血而不人道”。70然而，仅仅十年后，当他们愿意接受危险而艰巨的建设横贯大陆铁路的工作时（这是美国白人不愿承担的工作），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冷静、勤劳和守法的。事实上，西部铁路大亨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写道：“他们堪与最优秀的白人相媲美……他们非常值得信赖，非常聪明，并且履行了他们的合同。”然而，铁路建成后，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内战结束后，大批复员士兵涌入本已紧张的就业市场。紧接着，对中国人的负面态度急剧上升。这种刻板印象又变成了犯罪、奸诈、诡计多端和愚蠢。
在现代，“寻找替罪羊”一词指的是把我们的麻烦归咎于无辜和无能为力的人的过程。
个人，特别是当他们感受到挫折时，会把攻击性转移到那些不受欢迎的、可以接触到的、相对无力的群体身上。
当社会规则强调礼貌和仁慈时，人们可以持有许多偏见，但会保持克制。反之，富有鼓动性的政客或传教士可能会煽动追随者打破这些规则，鼓励任何偏见无耻的、明目张胆的表达。这就是煽动者所做的，政客通过利用人们的偏见、恐惧和怨恨来寻求权力，把这些感觉传递给“替罪羊”——少数群体，“敌人”之外——这些人被指责是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1949年，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分析了历史上许多煽动者所发表的大量演讲。他们发现这些人的演讲中有着惊人的规律性：
你被骗了。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安全的，这并非因为你个人的过错。
存在着一个广泛的阴谋，这个系统是针对我们的。
像我们这样的好人总是被愚弄。
我们的敌人是低等动物：爬行动物、昆虫、非人。
我们不能相信外国人，他们抢走了我们所有的工作。
我们也不能相信我们自己的政府，它是腐败的。公民自由其实是“愚蠢的自由”。
我们正在走向灾难，厄运即将来临。像你这样真诚、单纯、善良的人需要一位领导者。看呐，那就是我！我要改变这一切！
所有人都反对我——媒体、犹太人、臭名昭著的官僚们都试图让我闭嘴。敌人密谋夺走我的生命，但上帝会保佑我。让我来引导你。
自我形象和地位的维持 偏见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因素是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行为和自我意识辩护。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我们对一个人或一群人做了一些残忍的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试图责怪或诽谤那个人以证明我们的残忍是正当的。如果我们能说服自己，一个群体是无用的、不人道的、愚蠢的或不道德的，我们就可以任意地去奴役该群体的成员，剥夺他们接受体面教育的权利，或对他们进行攻击，而不去质疑我们自己的道德感。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感觉自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犹太人或穆斯林，因为我们没有伤害一个体面的人，而是一个“非人”。
相反，如果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那么一个被压迫少数群体的存在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一些研究表明，一个预测偏见的很好因素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高还是低。例如，詹妮弗·克罗克（Jennifer Crocker）和她的同事发现，与地位较高的女生联谊会成员相比，地位较低的女生联谊会成员对其他女生联谊会表现出更多的偏见和蔑视。同样，当研究人员在调查白人对黑人的偏见或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偏见时发现，社会地位低或下降的人比社会地位高或上升的人持有更多偏见。
那些有着最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母亲也相信自己的女儿数学能力相对较低，而他们的儿子数学能力相对较高。而那些没有传统观念的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女儿“天生”比他们的儿子数学能力差。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影响：具有强烈性别刻板印象妇女的女儿开始相信她们不擅长数学；没有性别刻板印象妇女的女儿们则没有表现出这种自我挫败的观念。
自证预言 我们对他人的刻板印象不仅影响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而且使我们的行为方式能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我们所期望的特征和行为。它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想象一下你和我从未见过面，但是我对你所属群体的偏见让我怀疑你会充满敌意或冷漠。当我们终于有机会见面时，我可能会保持距离，不愿尝试和你进行生动的交谈。即便你通常是热情外向的，我的行为也不会给你机会让我知道你是多么的好。为了回应我的冷漠，你可能会和我保持距离，我对“你是一个冷漠和不友好的人的期望”会被你对我对待你的方式的自然反应所证实，也许会证实我的偏见期望。“你看，”当你以敌意或冷酷的态度面对我的敌意或冷酷的态度时，我可能会对自己说，“关于那些人，我的看法一直都是对的。”
当我们对他人持有某种看法时，自证预言会确保我们创造出符合我们期望的社会事实。
刻板印象的威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证预言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那些消极刻板印象的目标人群最终会通过试图让偏见落空反而将这些偏见坐实。
这项研究也有利好消息。毕竟，如果仅仅考虑一个消极的刻板印象就抑制了一个人的表现，那么某种与刻板印象相反的思维方式应该能够提高人们的表现水平
淡化自我概念，专注于让你感觉良好、特别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抵消刻板印象对个人表现和学习的负面影响。
指责受害者 对于从未经历过偏见的人来说，完全理解成为偏见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些占多数的相对安全的成员，并不容易产生同情心。他们可能会同情并希望不是这样，但通常情况下，一种自我正义的暗示可能会潜入他们的态度，并产生一种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倾向。这可能是一种“咎由自取”的形式。它表现为如下的逻辑：“如果犹太人在他们的历史中遭受了伤害，他们一定是做了错事”；或者“如果那个女人被强奸了，她一定是做了某些性挑逗的事情”；或者“如果那些人（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人、土著美国人、同性恋者）不想惹上麻烦，为什么他们不做点什么（避开头条新闻、闭嘴、避免去不欢迎他们的地方）”。这样的想法构成了某种要求，即其他人必须遵守比大多数人为自己设定的标准更为严格的标准。
自相矛盾的是，把受害者的困境归因于受害者的个性和缺点，这种倾向往往是受到一种将世界视为公平公正愿望的驱使。
人们倾向于将任何不公平的结果归因于个人责任，否则便很难解释。例如，如果两个人在同一项任务上同样努力工作，其中一个人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报酬，而另一个人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大多数观察者会认为这个不幸的人工作不那么努力。同样，对穷人和失业者持消极态度——包括责备他们个人的困境——在那些坚信世界是公正的人中间更为普遍。
关键因素似乎是在实现共同目标方面的相互依存：这是一种个人需要彼此才能走向成功的局面。
拼图方法发生作用的原因 为什么拼图方法会产生如此积极的效果？这项技术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参与合作的过程打破了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感知，并允许个体发展“一体”的认知范畴：我们是一体的。取得这种有效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合作策略使人们处于有利于做事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通过与其他成员分享他（她）的知识，会向他们提供帮助。正如迈克·莱佩（Mike Leippe）和唐娜·艾森斯塔德（Donna Eisenstadt）基于认知失调理论预测所做的一项实验显示的那样，110个人以一种有益于他人的方式行事，后果对他们更为有利：“如果我在帮助他们，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值得我这样做。”
表明合作通过改变人们使用的认知类别来降低群体之间的障碍。换言之，合作导致了我们将外部群体从“那些人”归类为“我们的人”的倾向，
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待世界，这对他们所有的关系都有深远的影响。当我们发展出理解他人所经历事情的能力时，这就增加了我们对他人敞开心扉的可能性。一旦我们的心扉向另一个人敞开，就几乎不可能对那个人产生偏见，去欺负那个人，去嘲笑那个人，去羞辱那个人。
如果你想减少偏见，那就让人们组成一个有共同目标的团队。即使是无意识持有的“内隐态度”，也可以通过团队合作和同情心来加以改变。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们一再试图传递这类信息。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因其为结束南非种族隔离运动所采取的行动而被判27年监禁。当监禁结束后，他当选了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此时他并没有寻求复仇或血腥报复；他与白人前总统德克勒克（F.W.de Klerk）建立了工作关系，将南非带入一个全面的多种族民主国家。曼德拉写道：“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肤色、背景或宗教信仰生来憎恨他人。”“人们只是学会了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便可以学会爱。因为爱比爱的对立面来得更为自然。”
8 喜欢、爱与联系
许多研究证实，提供支持、陪伴和爱的关系有益于健康，不管是在压力状态下还是在欢乐岁月里。相比之下，孤独并不会产生更多的压力事件，但它是压力源转化为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人们发现，孤独的人睡眠模式效率较低，血压较高，受到伤害时，他们比那些不孤独的人痊愈得要慢。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数据解释成为什么人们必须结婚或建立一种稳定的浪漫关系——为了从这种关系中获得长期利益。单身生活是完全健康的，造成问题的是孤独和孤独感。7个人可能在被他人包围的情况下，体验到孤独；他们也可能在独自生活的状态下，拥有丰富的社会生活。
吸引力的这些方面可以归纳为一个笼统的概括：我们喜欢那些以最低成本为我们提供最大回报的人。
我们计算一个人作为朋友或浪漫伴侣的价值，部分是通过将他们带给我们的东西，与我们从其他潜在朋友或浪漫伴侣那里得到的东西进行比较。简而言之，吸引力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对替代品的比较水平。
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并不总是能够进行成本效益计算。人们期待感觉良好，但他们也有其他动机，长期友谊和浪漫关系也不只是让人们彼此感到高兴。因此，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用一种简单的吸引力奖励理论，来理解吸引力、友谊和爱情复杂且有时令人困惑的本质。
距离越近，我们就越有可能反复接触；而且，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彼此之间越是熟悉就会变得越发可爱和越有吸引力。就像我们一遍又一遍听着某一首歌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这些人会越加喜爱。此外，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指出的，当我们希望将来与他们互动时，人们会对我们更具吸引力；当我们知道我们将会与某人相处一段时间时，认知失调会帮助我们看到他们的优良品质，忽视或淡化他们的缺点。
与以往没有说明不同，今天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地理上离你最近的人最有可能成为你最亲爱的人。
实验表明：在你看来，一个人在态度、观点和兴趣上越相似，你越喜欢他。与自己在上述方面对立的人可能也会吸引人，但最终不会走到一起。
为什么感知到的相似性使人更具吸引力？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重大问题上分享我们态度和观点的人都是非常聪明和体贴的，与聪明和体贴的人相处总是有益和有趣的。他们当然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赞同我们！第二，他们为我们的信仰提供了社会验证；也就是说，他们满足了我们感觉正确的愿望。
很明显，一个人越有能力，我们就会越喜欢他。所谓“能力”，指的是一系列的品质：聪明、做事的能力、明智的决定等等。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有很多东西要指导我们，那么我们便会有更好的机会完成好生活中的任务。但是研究所得到的证据是自相矛盾的：在解决问题小组中，被认为最有能力和最有想法的被试往往不是最受欢迎的人。为什么呢？一种可能是，尽管我们喜欢和有能力的人在一起，但是那些能力太强的人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他们看起来不可接近、遥不可及，这让我们看起来很糟糕（感觉可能更糟）。假如这种推断是正确的，那么当看到一些人存在某些易犯错误的证据时，我们可能更喜欢他们。例如，如果你的朋友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优秀的运动员或美食厨师，那么如果他们偶尔搞砸了，你可能会更喜欢他（她）。
结果证实了我们所说的破绽效应：犯错误的优等生被评价为最有吸引力；犯同样错误的普通人被评价为最没有吸引力。完美的人（没有错误）在吸引力上名列第二位，平庸的人（没有错误）排在第三位。显然，洒一杯咖啡本身没有什么吸引力。虽然这确实为完美的人增加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维度，使他更具吸引力，但同样的行为也会使平庸的人显得更平庸，因此也更不具有吸引力。这个实验给我们提供了证据以支持我们的论点：尽管较高的能力确实会使我们更具吸引力，但一些易出错的证据有时会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吸引力。
我们从能力很强的朋友和亲戚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自尊。接近有能力的人是值得的；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享受他们的荣耀和成功。28然而，如果他们在那些对我们而言重要的领域比我们更有能力，因此通过比较使我们感到自己无能或存在缺憾时，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吸引力便会减弱。特塞的研究表明，如果兄弟姐妹、亲密朋友和恋人在不同的领域表现卓越，他们可能会更容易保持亲密关系。
尽管许多人认为外貌吸引力对男性比女性更重要，但一项对29000多人的分析发现，外貌吸引力对男性和女性同样重要。
在情侣们开始约会的许多个月后，那些外表匹配良好的情侣比那些不匹配的情侣更加深入地融入彼此。甚至电影中美女的野兽最终也会展现出他英俊的一面。美貌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人作出的许多归因。
在商业环境中，吸引人的工人往往会得到更好的报酬，晋升的频率也更高。美貌赋予人们以力量，但美貌也有一个缺点：人们会对批评自己长相漂亮的人更为苛刻。
考虑到所有这些研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漂亮不仅仅是肤浅的。我们更喜欢漂亮的人，我们对他们更友好，我们认为他们比长相平平的人更温暖、更性感、更令人兴奋。此外，在不确定谁应该为不幸事件负责的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假定他们是无辜的。这种“美貌偏见”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产生一种自证预言，
在我们的许多判断中，我们的心会追随着我们的眼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眼睛也能跟随着我们的心。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当我们对一个人的好感增加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会变得更漂亮，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把他的长相和其他品质平均到了一个整体的评价中去了，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感觉增强了，所以我们认为他更漂亮了。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我们认为很帅或很漂亮的人，随着我们对他的了解变得不那么漂亮了，不喜欢他那令人讨厌的个性或令人讨厌的信仰。美的东西是好的，但好的东西也会变成美的。
讨人喜欢 决定我们是否喜欢某个人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是相信某人喜欢我们。
这些研究人员让一些人相信另一个人喜欢他们，让另一些人相信同一个人不喜欢他们。在随后的互动中，那些认为自己被喜欢的人表现得更讨人喜欢：他们比那些认为自己不受欢迎的人透露更多有关自己的信息，不那么提出反对意见，而且通常对他人表现得更热情、更愉快。此外，那些认为自己被喜欢的人，事实上，后来也被另一个人喜欢；而那些认为自己不受欢迎的人，也不会被另一个人喜欢。这是自证预言的又一个例证。我们的信念，无论对错，都在塑造现实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被人喜欢会让两颗心变得更亲密。
简而言之，我们喜欢被人喜欢——我们越没有安全感，就越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这个实验的一个含义是，对自己有安全感的人不那么“需要帮助”；也就是说，他们不太可能接受任何主动提出的建议。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会接受几乎任何类型的食物，一个营养充足的人可以拒绝一份新鲜的奶酪三明治，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会接受几乎所有表示感兴趣的人，而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会更加挑剔。此外，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甚至会找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人来减少被拒绝的可能性。
随着选择的增多，我们对完美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如果我们观察得更久，是否会作出更好的选择。施瓦茨认为，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变得更加挑剔，对最终的选择不会太满意；为了追求完美，我们不得不权衡和评估如此之多的选择，这让我们疲惫不堪。有时我们只是被众多的选择所麻痹，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在行动中的确存在着选择悖论：无限的选择让我们把当前的选择比作幻想。没有人能与幻想抗衡。
一些研究表明，消极的评价通常会增加我们对评价者的钦佩，只要他（她）所评价的不是我们自己！在一项实验中，特蕾莎·阿玛贝尔要求大学生阅读两篇专业的小说评论的摘要。两篇评论在写作风格和质量上都很相似，但一篇是非常正面的，另一篇则非常负面。学生们认为，与积极的评价者相比，消极的评价者尽管不太讨人喜欢，但却聪明得多、能干得多，而且是专家。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们喜欢被表扬，也倾向于喜欢那个表扬他们的人，但他们也不喜欢被欺骗或虚假赞扬。如果赞美太过慷慨（“这是我一生中读过的最好的文章！”），如果它暗示着惊喜（“干得好——我不知道你很聪明！”），或者如果赞美者似乎是在迎合别有用心的动机，那么赞美可能适得其反。
施惠，像赞扬一样，也可以被视为奖赏，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施惠于我们的人——但是，就像表扬一样，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恩惠带有附加条件的话，就不是这样了。这种关系构成了对接受者自由的威胁。56如果人们觉得有义务归还东西，他们不一定喜欢礼物；他们不喜欢从有能力施以恩惠的人那里得到好处。如果你是一名教师，你可能会喜欢从你的学生那里收到礼物，如果你觉得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尊重、感情或乐趣；但是如果一个差生在你即将给他（她）的学期论文评分之前送给你一份昂贵的礼物，你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如果你帮了某人一个忙，你会试图说服自己，你所施恩惠的接受者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可爱的、应该得到帮助的人，以此来证明你的行为是正当的。
这种观念并不新奇。1869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写道：“我们爱人们，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做了好事，而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做了好事。”
“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将比你自己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帮助你。”
得失理论，它给出了不同的预测。我的理论表明，他人积极的、有回报行为的增加对我们的影响，比那个人不断有回报的行为对我们的影响更大
一个人把自己付出的每一件小事和得到的每一件小事都记在心里，这是在告诉对方，他们想要的是一种交换关系，而不是一种共有关系。
成年人在依恋关系中可能是安全的、焦虑的，或者是逃避的。安全型恋人很少嫉妒或担心被拒绝。他们比那些没有安全感的人更富有同情心，更乐于助人。如果对方做了一些轻率或令人讨厌的事情，他们会更快地理解并原谅对方。焦虑的情侣总是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焦虑；他们想要亲近，但又担心伴侣会离开他们。其他人经常形容他们“黏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们比有安全感的情侣更容易抱怨自己遭受单相思的痛苦。逃避型的人不信任别人，常常完全避免亲密的依恋。如果他们正在谈恋爱，他们往往会疏远对方，发出信号让对方走开——而且这可能恰恰发生在亲密关系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时候，比如在受伤、受到挫折或工作失败之时。
我们知道收益是很重要的，但长期的爱人或配偶的行为可能接近上限水平，因此，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收益。但是一个深爱着的人很有可能会因为放弃支持、欣赏和其他奖励而伤害我们。这种关系越紧密，过去那种长期的尊重和回报的历史越久远，他们的退缩就越具有毁灭性。事实上，长期的恋人更有能力造成损失，而不是提供额外的收益，从而伤害他（她）所爱的人。
另一个人一起生活需要做出无数的牺牲和妥协，从看什么电影到如何抚养孩子。当发生可能引起不和谐的事件时，我们对伴侣对我们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的反应：后退一步，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是承认自己的脆弱，寻求沟通？情侣们必须在两种选择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走一条风险更大但更诚实的道路，加深与伴侣的关系，并带来许多新的情感收获；另一种是走一条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伤害的道路，但会增加进一步受损的可能性。在人际关系中，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风险越大，潜在回报就越多。
一段关系会变得真正有创造力，当双方都不是通过掩盖冲突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努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成长和改变冲突时，这段关系会继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真实性——与伴侣自由分享真实感受和看法（甚至是负面的）是避免陷入停滞的关键。它减少了一段关系最终陷于停滞的可能性，就像多汀夫妇所追求的那样。当人们压抑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和真实想法隐藏起来时，他们往往会陷入一个看似稳定和积极的脆弱平台，但这一平台可能会被情绪的突然反转所摧毁。
一般而言，当我们披露了一些有关自己的重要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他们通过透露一些关于他们自己的亲密和消极的信息以示对我们的尊重时，我们会更喜欢这个人。
维持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信我们的伴侣理解和支持我们；他们信任我们，关心我们，和我们在一起会感到安全，知道什么对我们重要，并积极帮助我们满足需要，最为根本的是，对我们的内心了如指掌。这使我们不仅能够爱对方，而且能够以一种方式感受到对方的爱，即使对方不在我们身边，我们也能与对方建立联系。这种被理解的基本感觉比实际的行为指标（如谁在家里做什么）可以更好地预测幸福感、安全感和舒适感。
在被需要和有压力的时候互相支持的人比不支持的人，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但是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呢？事实证明，对处于亲密关系中伴侣的幸福感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是，无论是困难还是成功的时候彼此都能守在对方身边。雪莱·盖博（Shelley Gable）和她的同事发现，当人们描述最近的一次成功时，从他们的浪漫伴侣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多么棒的消息啊！我知道你能做到！我们马上去庆祝吧！”）。几个月后，他们的关系比那些得到不太热情回应的人（“干得好，亲爱的。晚餐吃什么呢？”）更幸福。这是有道理的。在许多关系中，伴侣的成功会带来复杂的情感；这种喜悦可能带有一丝嫉妒。盖博的研究表明，当夫妻之间的快乐远远地掩盖了嫉妒时，他们才是最幸福的。
总而言之，数据表明，随着一段关系朝着更亲密的方向发展，真实性对于持续的激情、承诺和成长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便不情愿，我们也会放弃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的能力，并开始揭示有关我们自身的诚实的关系。真实性意味着愿意在适当的情况下，以表露出我们关心的方式，向我们的朋友和所爱的人表达各种各样的感情。
特别指出了四种破坏性的、但又比较普遍的沟通方式，它们都是婚姻失败的强有力指标。
敌对的批评。在批评中，每个人都用愤怒的“你总是”或“你从不”来指责对方。“你总是迟到！你从来不听我的话！”“不，我不是！我也是！”伴侣会感到受到攻击，并做出防御反应。双方都不会感到被倾听或被证实。
防卫性。指接受批评的人以反诉的方式答复，而不是试图听取他人的真实关切。“迟到了？迟到了？你就是那个痴迷于提前两天到达目的地的人！”
轻蔑。这是最具破坏性的信号，一方用丑陋的名字嘲笑另一方，厌恶地嘲笑，或使用贬低和蔑视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手势。临床心理学家朱莉·戈特曼（Julie Gottman）曾为一对愤怒的夫妇做过心理治疗。当她问：“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妻子满含轻蔑地说，“在学校里，我误以为他很聪明。”
阻断。指的是听者简单地退出，拒绝交谈，甚至拒绝呆在同一个房间里。
人类与其他生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我们具有交流复杂信息的能力。我们的语言给了我们真正令人敬畏的谈话能力，然而误解也会经常发生的，即使是在亲密的和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之中。
我的猜测是，大多数人都会接受并对爱人的直言不讳做出反应。直言不讳，我指的是一个人在不指责、不抱怨、不评判或不嘲笑另一个人的情况下，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和关切。直言不讳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直言不讳能让接受者无偏见地倾听。
直言不讳似乎很容易做到，而且也很有效。为什么人们不经常这样做呢？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长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让自己变得相对坚不可摧——又是保护性的“刚毛”。因此，当我们受到伤害时，我们学会了不表现出来。相反，我们学会了要么回避伤害我们的人，要么用愤怒、判断力或嘲笑猛烈抨击他（她），正如戈特曼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反过来会让对方采取防御或反击的态度，争论便会升级。
此外，当我们忙于批评时，我们往往不能允许对方持怀疑的态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人判断另一个人可以采取倾向性归因（将这个人行为的原因归因于他们的个性缺陷）或情境性归因（将原因归因于工作或在其他外部环境发生的情况）。当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好的朋友或生活伴侣的行为怪异或令人不快，或者当他们说他们会回复你时，你会有这样一个选择：你可以采用一个充满敌对的、有个性的归因（“她又少想了！”“他是只自私的猪！”）；或者你可以等着看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然后给他们一个情境性归因（“她压力很大。”“我希望他妈妈不要再生病了。”）。
你的死敌透露你的弱点是不明智的，他会利用这些来攻击你。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向一个爱你的朋友和关心你的人隐瞒你的弱点，也是不明智的。
事实上，人们往往很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需求、欲望和感受。相反，他们很可能持有一种模糊的不舒服或不快乐的感觉，他们无法轻易确定。他们常常误解这种模糊的感觉。起初，菲尔责怪艾丽丝的轻浮行为，而实际情况是他对自己即将步入中年感到不安。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感受，不能把这些感受表达出来，我们就不能把它们传达给任何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敏感性。我们能学会对自己的感觉更加敏感吗？我们能学会对他人敏感吗？由此一来，当人们让自己变得脆弱时，我们便能以关心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这种脆弱吗？
当人们学会在不判断对方是错误的、不敏感的或漠不关心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事态很少会升级。有效的沟通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但对维持我们与家人、朋友和情侣之间最亲密、最重要的联系尤为重要。
研究婚姻的过去和未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现代婚姻的某些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也有一些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在过去，婚姻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安排，组合家庭、整合资源或生儿育女来加以经营，而不是为了爱情。今天的爱情婚姻在很多方面肯定更好：性别角色变得更加平等和灵活，家庭劳动分工不再那么刻板。世界上的安妮·奥克利夫妇们不必为了追求爱情而放弃他们的才华和雄心壮志；世界上的弗兰克·巴特勒们不必固守男性主导的观念，也不必维护他们对伴侣的权利。但是现代婚姻，因为基于爱与平等而非商业运作，也常常承担着过高的期望和责任：我们期望生活伴侣能够提供友谊、性、激情，能够帮助抚养孩子和操持家务，拥有一份收入，以及冒险、自由和自我表达。我相信，那些能够摆脱对现代爱情不切实际期望的人，在关注亲密关系和联系的持久利益的同时，能够获得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持久的爱情和更美好的婚姻或关系。或许披头士在他们的歌曲《The End》中说得最好：
最终，
你所得到的爱
等于你能够提供的爱。
本文作者: Uyouii
文章链接: https://uyouii.cool/posts/c653d427/
版权声明: 本博客文章除特别声明外, 均采用署名4.0国际(CC BY 4.0)国际许可协议进行授权,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