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
本文最后更新于：2024年9月23日 晚上
苏东坡新传
——[作者] 李一冰
第一章 食蓼少年
这段独立时期，四川生产的物质，一丝一粒都不必输送中央，无数金帛和珍宝虽然积聚于蜀宫，但总还算是蜀境内的藏富。蜀宫的生活无论怎么豪奢，甚至荒唐到连溺器都用黄金铸造，七宝镶嵌。然而一人之奉，毕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负重惯了，生活欲望非常低微，只要日子过得平安，农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商人能顺顺当当做生意，他们就可以从节俭中过他们卑微的生活，从卑微的生活中获得满足。
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蜀人自有独立天地的思想，进而化为热烈的乡土之恋。苏轼笔下，时常流露浓厚的乡愁，怀乡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辞辩而好论理，坚强独立，不认为世上有所谓权威存在。宋人岳珂《桯史》说：“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所以苏轼从政，每每站在当权派的反对立场，奋不顾身地为事理争论。王安石当政，炙手可热，苏轼反对新法病民，更反对他的独裁作风；司马光主国政，苏轼因恢复差役一案，为民争命，不惜获罪于相国之门，充分表现蜀人不向权势低头，富有政治勇气的地方性格。
事实上，北宋政坛，对蜀人确也怀有偏见。苏轼以崇高的文学声望而获得政治地位，但从政四十年，官止于文学侍从之臣，从未操持实际政柄，每当位近公辅之选时，言官们便大声警告：“不能用他为宰辅。”苏轼甫登执政，朝中便兴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议论
苏轼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远，永远孤立，受出生地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
苏洵离家后，苏轼便从张道士那里退了学，改由母亲亲自教读。计从道士张易简读书者已经三年。程夫人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因为历史事迹，不但启迪一个人的知识，更是培养品德、使能明辨是非的人格训练。她常常挑选古往今来人事成败的关键问题，提出来考问他的儿子，而她这个儿子反应敏锐，也都能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母子二人，皆大欢喜。
至和二年(1055)，苏轼年已及冠。最近这几年间，读书狂勇；如名驹放足，奔驰驿路，不能自已；又勤于作业，所蓄文章如经论、史论、经义、经解、策论等，已经积稿盈箧。他的文章，能以敏锐的洞察能力，驭以旺盛的气势，纵笔所至，议论风发，写其所不能不写，而立论的精神，则皆归于实用，不唱高调。其风格似孟子，论事则如陆贽。
张方平少年读书，是个天才人物，凡书看过一遍，终身不再读。曾向别人借一部十七史，那么多的卷帙，据说经月就已看毕，归还书主。他是制科出身，曾知制诰，官拜翰林学士和御史中丞，在政治与学术两方面都属有数的人物。苏洵命苏轼带了课业往谒方平，求教亦所以求知。方平一见苏轼，惊为天上的麒麟，待以国士。这老少二人，成都初见，奠定终生师友之谊，情逾骨肉。
欧阳修（永叔）时为翰林学士，以爱才若渴著誉天下，所以张方平认为只有介绍苏洵给欧阳修认识才有用，虽然他与欧阳修曾有芥蒂，但仍硬着头皮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介绍信，要苏洵赴京面谒。
程夫人是个非常要强的妇人，她以眉山巨室的千金，下嫁苏家，不以清寒为嫌，认为只要大家努力，未尝不能出人头地，没想到她的丈夫游荡不学，口虽不言，心里总是抑郁难解。幸得苏洵自己觉悟，下帷苦读，她便抖擞精神，将全家内外大小事务，一手包揽，不让丈夫分神。
老苏外出求仕，她更将教育儿子的责任担当起来，经常陪伴儿子，青灯共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本已很难，尤其是房份间经济环境发生高下的变化时，更不易处。程夫人是个有见解、有胆识的妇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便从老家搬了出来，在纱縠行街上赁屋而居；但在宗法社会里面，这是一件不易得人谅解的行为，她也无可奈何。
老苏外出两年回来，一事无成，戚党里邻间不屑的眼色，她得忍受。唯一成长的女儿又不幸既嫁而死，导致老苏和她的母家闹得那么决绝，断绝往来的是她的骨肉血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逆来顺受。
三苏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荆州出陆，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
这六十日中，舟中无事，父子三人共做了一百篇诗赋，合为《南行（前）集》，苏轼作集叙
吏部铨叙，只能注拟州县官幕职，进士及第者，例授九品，县主簿都是从九品的职官。
这种但凭年资的任用办法，实与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资格”相同，只能培养官僚，不足以拔擢青年才俊，如有奇才异能之士，徒使沦为州县小吏，以后很难出头，实是国家严重的损失。
苏氏兄弟，皆辞不赴。
王安石抵京后，欧阳修劝苏洵往交这位杰出的名士，但苏洵说：“我知道这个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为天下之患的。”老苏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朋友。
苏辙年轻时，有肺病，身体很单薄，起来要去找件夹衣穿，苏轼正在读韦苏州（应物）集，刚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句，不禁触景生情，意识到兄弟俩现在拼命准备考试，一旦做了官，各自宦游四方，从此就要分离。眉山老家中，两人无忧无虑，闲居读书的那份悠然生活，就再也不容易有了。
兄弟俩就此讨论起前途来。清贫人家的读书子弟，怎么推得开求仕谋生这条唯一的出路，只能希望及早从仕路上退出来，同回故乡，才能对床而卧，共度风雨之夜，寻回他们的旧梦。
光献曹后后来说，那一天仁宗策试贤良后，归宫，面有喜色，对曹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意指轼、辙。
制科入等后调官，苏轼除大理评事，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
自此风声所布，一旦之间，三苏父子文名，震动京师，流传四方，苏氏文章，遂为天下第一。士人竞以苏文为师法，很多人来访求传抄新作，也有很多人来要求从老苏问学，孙鼛（叔静）兄弟就于此时拜在老苏门下。
第二章 变法与党争
苏氏两兄弟，二十余年的生命中，从来形影不离，未曾分开过一日，如今行至郑州的西门郊外，蓦然惊觉，必须于此告别，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来。
苏轼骤然勒住马头，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嘴角抽动了一下，差点流下泪来。
一路来，无论是在屋子里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个个都很安详快乐，随行的僮仆们非常诧异，何以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却要这么悲伤。
兄弟俩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苏轼的头脑里，忽然变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骑在马上，心神恍惚，摇摇欲坠。今儿早上明明没有喝过酒，何以虚飘飘地直有晕眩的感觉？仿佛看见弟弟挥挥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还策马高冈上，一直眺望那个骑在瘦马上的颀长的身影。
忽然间，连这个熟悉的背影，也被无情的坡垄隔断了，只看到他头上那顶乌帽，一耸一耸地，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没到山坡后面不见了。
从汴京陆行到凤翔，重过五年前旧游的渑池，再访奉闲的精舍。不料从前接待过他们的那位老和尚已经死了，变成庙后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俩曾经题诗在上面的寺中墙壁，也已颓坏，更无字迹可循。苏轼觉得人生变幻无常，不过如天上飞翔的鸿鸟，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儿便又各自西东飞散，了无踪影。作诗告诉苏辙：“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满怀孤独的旅人，心里只是一片苍茫。
苏轼再游凤翔东北郊的天柱寺，参观了杨惠之雕塑的维摩像。维摩的造型，显得病骨支离如枯龟。苏轼不禁生出一个感想，天下的至人，本来已将生死置于度外，人的肉体像天上的浮云一样，随时变灭，全不足恃，只有心灵才是主宰的永恒。世上尽多体格非常壮硕而心病独多的人，宛转人间，才堪悲悯。
苏轼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干练，而且颇识大体。苏轼在外面做些什么，回到家去，夫人一项一项地要问个仔细，她说：“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没人指点，不可以不谨慎。”她常引用公公说过的话来警戒苏轼。苏轼在家里见客，她就站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说些什么，然后对丈夫说：“某某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与这种人谈天。”有的人惯会拍马，跑来表示热络，夫人说：“这种朋友，不会长久，交情套得那么快，其去也必速。”苏轼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见识。
自来凤翔，他对于这么许多牵连不断的吏事，厌倦不堪，以为除了浪费生命之外，身名两皆无益。案牍劳形，问囚理讼，不知所为何来，从前所学，完全抛弃，而一官在身，却又不得不奔走劳役，弄得心神俱疲。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忽又逢丧妻之痛。夫人王弗时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俭谨肃，声闻戚党；到随夫游宦凤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会经验，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专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细心观察与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头脑，帮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时谏诤，避免上当。
王弗夫人的谨言慎行，正是苏轼所最缺乏的修养。她的精明干练，使苏轼对她产生很多依赖，隐然做了丈夫的护身神，而今一旦丧逝，怎不令他痛恸。
苏轼对夫人王弗的敬爱，也永远不衰。后十年，熙宁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梦见夫人，犹是凄切难遣，作《江城子》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宋太祖对于唐及五代藩镇之祸，亲身体验，非常警惕，所以建国之初，竭力裁抑兵权，建立一个文治国家，是其基本政策。文彦博对神宗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就是说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有九为文章之士，果于有为者少，乐于无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门华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厉奋发的志气；而且表面上国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于苟安，但求逸乐，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风气，民心士气，也一样萎靡不振，这是神宗所不满意的现实。
自此，神宗专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张变法，也确为时势之所急需。强敌压境，外患严重，幸无战争，但须年付北辽和西夏无穷的需索，割地献金，了无餍足。而庙堂内外，泄沓成风，人皆安于无事，不乐有为。按照实际，大宋帝国到这时候，早已民穷财尽，国用空虚，军备政事两皆窳败的衰颓局面，再不及时振奋求变，则未来的命运，恐怕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变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对他高远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钦佩他那任劳任怨的政治勇气与抱负。不幸他自视过高，而个性又非常偏执，满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无余子，而独行其是。
王安石新政后面，不能说没有高远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富足的社会；如保甲制度，为想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如兴学校、改科举，为要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措施。问题在于操之过急，流弊自生，而“徒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之“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予放弃。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言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其实也是事势使然。史言：安石秉政时期，“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狭少儇辩者取之为有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通变”。这说法固然有点偏颇，但是后来事情证明，“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最大的症结。
王安石与司马光，品德学问，都是当代第一流人物，同负社会重望，但是两人的学术背景和政治思想，却又完全不同。荆公是经学家，著作有《三经新义》，他是个高调子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诵述尧舜，执持周礼，他所要实施的新法，都从古制中传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于《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于《周官》；保甲之制，起于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则如周之司市、汉之平准。他认为宋代开国百年，至今贫弱已甚，但幸天下无事，正宜及时讲求正道，本诸先王之意，变更法度，为富国强兵之计。
而司马光则是史学家，所以编纂《资治通鉴》，他是个标准的经验主义者，以为生今之世，时与古异，三代的古制，极不适用于今日。所以他主张有选择地承袭近代汉唐相治的法制，仍须按照实际利害，逐步改良应用。
安石推行新政，为环境所驱迫，因习惯之推移，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赏来推动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乐赏，就不择手段以更重的严刑酷罚，来压迫小民，贯彻法令。安石这样的做法，使他倾于法家的唯法主义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穷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神宗胸怀隐痛，亟求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王安石虽然明知变法大事，决不能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但至一旦负起实际责任来时，他却不能控制。新制日下，法令滋彰，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经颁布，使奉行的官吏都茫然不能省记，老百姓在新政暴风下，只有惶惑或恐惧的份儿，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更糟糕的是安石用刑赏来压迫地方官，促令积极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绩不好，时间落后，自身要遭罪谴，只好不择手段，加倍压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浑水摸鱼，从中舞弊，则纷扰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会变成残民之具。
苏轼的理论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变更，都须因应时势的需要而逐渐推行，社会的生活和风俗因时变化于先，法律制度跟着革新于后。假如以为法令代表政治权力，六七少年关门制作出来白纸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万应灵丹，足以一笔抹杀宋代百年的积弊，足以强迫改变社会的风俗，这是过分的迷信。人类均有惰性，未必能于旦夕之间信任新制之利，甚或发生疑惧，则就产生顽强的阻力，而至于完全的失败。
他并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专，以及新政派垄断一切的作风，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国以来，言官向被尊重的传统，也不惜因此破坏。今已台谏一空，苏轼，他只是一个区区八品闲官，怎能拂逆巨龙的鳞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将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也是谁都明白的后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没有讲话的机会。英明的神宗，求治之心过分激切，不暇冷静思考，九重之内，听不到千家万户的号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冤苦。苏轼则来自田间，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连，痛痒关切，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持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来，“为民请命”。
苏轼毅然直指谄谀之人，但求逢迎，不怕欺罔，所以凡是说军心乐于合并，百姓乐于青苗者，都是谗言，皆不可信。最后，他竟直指神宗“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固然可惊，而神宗的宽容，尤不可及。
神宗是个开明的英主，喜欢听多方面的意见，所以王安石常将外来的地方官，引见皇帝，用以证见新政的成功，坚定皇帝的信心。范纯仁谏勿听信小臣之言，苏轼有听言太广之诤，都是针对这个情形而发。在安石方面，当时反对新政的人太多，很担忧这年轻的皇帝，会被众口动摇，所以竭力劝说神宗，为人主者必须“独断”。有一个独断的君主于上，必然连带产生“专任”的大臣于下，这是王安石巩固新政及其领导地位的一策。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马光去志已坚，最后只好从其所请。既至洛阳，他就从此绝口不谈时事，邀约一批史学者如刘恕、范祖禹等着手编撰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人生真有命运这样东西，挡在前面，引领人懵懂前行吗？尽管有人不肯承认它，以为人自有力主宰一切，不幸有更多的经验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人，实在很脆弱，常被命运所捉弄
士人从仕，能得人主的知遇，该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苏轼是既得其“知”，而无其“遇”。
北宋士大夫间的风气，败坏到这个地步，也是苏轼所意想不到的现实。欧阳修一生更历忧患，精力早衰，他的头发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两耳重听，本来是深度的近视眼，这时候，几已接近失明了，仅辨黑白而已。最严重的是患有多年的消渴疾，即今之糖尿病，时发时愈，全身肌肉消瘦，自言“弱胫零丁，兀如枯木”，以致步履维艰，更形衰老。
苏轼认为欧阳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身体之所以坏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忧劳过度之故，只看自己还只三十六岁，头上已生白发，忧劳伤身，真不值得。《颍州初别子由诗》说：“……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第三章 马入尘埃
人生，被命运播弄，发生变化，常在意外，如这变化竟然荒谬到令人不能自信时，则你已陷入命运的陷阱，遍身芒刺，动弹不得了。
在荆公变法所发生的政争中，苏轼是反对派中的少壮分子，他的激烈而动人的言论，为众目所共睹；他与保守派重臣间的交往活动，更被新政人物侧目疑忌。他是这样一个反对新政的彰著人物，却被派到地方政府来，地方官在职责上，必须遵守中央命令，执行新法，推行新政，否则即是渎职，所以他到杭州来做通判，本身即是一大讽刺。
苏轼说他自己生性只合是一匹遨游原野的麋鹿，如今却跑来做“立仗马”——那种仪仗队里，金鞍玉勒装饰起来的马匹，旁人看得非常华贵，在它自己只有厌恶。立仗马终日无声，那是用皮鞭子训练出来的，不准一嘶，此非马的本性。苏轼很激愤地说：“一样为别人劳作，我宁愿拉盐车，也不做仅存皮骨的立仗马。”
前人论诗者，说苏轼西湖诸诗，都特别“加意出色”。一日，饮酒湖上，初晴后雨，作诗二首，其一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篇一出，在西湖诗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西湖僧寺之盛，冠于全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就有三百六十寺之多，钱氏吴越立国后，更增至四百八十寺。如此好山好水的供养中，必有静中生慧的智者，孤山所见的惠勤外，一定尚有高人在
僧昭素，善琴。苏轼说，昭素所作的微妙琴声，不知何所从来，但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只是还有这颗心在，虽然可因艺术的力量，消散或清洗于一时，而人生凿枘的痛苦，却仍隐隐存在。
——这是人生的悲哀。
陈襄的品德，苏轼十分敬视，但看两人在杭州重聚，苏轼作《和陈述古拒霜花》诗：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凌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层的生命本质，不经风霜锻炼，就开不出瑰伟的奇葩来，是谓“宜霜”。苏轼此意，甚为深曲，也许以此颂赞陈襄的风骨，也许自期得此境界。
苏轼生在庶民之家，意识中自认是众民之一，岂因为官作吏，就此脱胎换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连，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见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乱了，负担越来越重，法网越来越严，到处都是贫困、饥寒、债务，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里的鞭扑，塞满监狱的囚犯，种种惨状，不一而足。这都是庙堂中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贵人们所看不到的景象，却使他热血奔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那些呼号疾痛的诗篇，本意不在讥讽什么，但以他那尖锐的性格，所说的话，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苏轼之偏遭时忌，这是原因之一。
自新城坐船回杭，出富春江，经桐庐，过严子陵钓台，在舟中作《行香子》词：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十月常山庙成，苏轼往祭。回程，与梅户曹在铁沟地方会猎，习射放鹰，豪兴十足，作诗并《江城子》词，词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从庄子哲学中体会出生命之最高价值，在于精神之独立与自由。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则必先排除无穷的物欲及放纵的激情，这两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熙宁变法，实施新政，只为急求有功，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实施聚敛之政，实与暴秦无异。老百姓的脂膏，已被剥削殆尽。苏轼自恨不在其位，无可挽救，更感叹近三年来，执政人物的此起彼落，但都不是医国之手，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苏轼此时向往盖公黄老之治，盖深感此时“与民休息”的重要而已。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与僚友饮于超然台上，非常高兴。这个中秋夜，虽然大家一起欢饮达旦，为自来密州最快乐的一次盛会，但是客逢佳节，又不免苦念起在济南的老弟来了，大醉，作《水调歌头》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从自然的流变说及人事的无常，从一种孤高的气氛中，透露出作者旷远的胸襟，历来被认为是中秋词中的绝唱。
第四章 黄楼
苏轼有《别徐州》词，调寄《江城子》，语意十分萧索：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第五章 乌台诗狱
沈括，字存中，浙江钱塘人，博学善文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不通晓，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有张衡后，他是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
虽然是科学史上成就极大的学者，但在那个时代，士非从政，即无其他出路，而他在现实政治里所表现的角色，却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这与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极大的关系。沈括家贫，迟至三十一岁才中进士，自入仕途，即被冠盖荣华所眩惑，使他热衷利禄，竭力营谋进用。
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他们之所以要兴起这场诗狱，目的在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摧毁他们重登政坛的机会，借以巩固王安石去位后，力量已显薄弱的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是非常明白的事情。
第六章 黄州五年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前举这阕《卜算子》，为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
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与一个过度世俗化的人不同，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这块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白乐天做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向来爱好乐天，忠州、黄州，都是谪地，更巧的是皆在城东，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亦自此始。
苏轼流放黄州，廪禄皆绝，生活非常艰苦，虽然躬耕东坡，一时也无多少实际帮助，所幸原是寒士出身，居家向来俭朴，倒还经受得了清贫的景况，心里唯一不能坦然的，是这废弃生涯，使珍贵的生命平白归于浪费。
初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并无实际官守，每天三餐一宿，余无一事可为。而时间恰如大江之水，滔滔东流，不舍昼夜，不啻是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肆意无情的摧残。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救助的压迫和痛苦。
苏轼讲究饮馔，却努力提倡“戒杀”，此因苏轼一生，苦难深重，使他真切体验生命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这个事实，抱着执着的感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生之伦，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生命，人类无权杀害别的生物，何况只为口腹之奉。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形成苏轼“民胞物与”的精神，表现于政治作为上，则为忘却一切利害，反对病民的新法，不顾任何打击，要替哀哀无告的老百姓说话，兴水利，救灾荒，恤病赈饥，孜孜不倦；表现于个人生活上，遇事同情弱者，几乎成了他的基本观念，饮食生活中“戒杀生物”，只是最最微末的一端而已。
五年九月间的夜晚，他与几个朋友在江上饮酒，薄醉归家，一路欣赏江水接天、风露浩然的秋色，忽然兴起“身非己有”的痛苦，生出挣脱尘网、追寻自由的欲望，独自面对着江水幻想起来：“倘使趁这好风好水，将这自己作不得主的躯壳，乘上小舟，听凭江上秋风，随便吹到哪里都好。”他把这份渴求解脱的幻想，写成一阕《临江仙》词，与客大歌数过而散。这阕词是这样的：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初听人说，这地方即是三国时代吴蜀联军大破曹魏的古战场。凡是怀着满腔淑世的热情而横被现实压制的人，每好追想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弥补心理的空虚。苏轼亦然，初游赤壁，就写下一阕有名的《念奴娇》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少年得意，一夕之间，名满天下。自入仕途，逞着一腔淑世的热情，追求理想。然而，任何时代的现实，总难符合天才的抱负，则又不免乘其迈往的豪气，痛快淋漓地评骘政事，发泄感情。不料这份热忱，这份豪气，为他带来了几乎是杀身之祸。自从贬谪黄州，物质生活当然大不如前，但这并不重要，苏轼的痛苦，是时间对他的压迫。
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仓促即逝”的特质。苏轼在黄州，正是人生的盛年，发挥抱负、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怎经得起在此荒瘴江城里平白浪掷？再就个人的生活范围而言，人的活动空间，受着许多现实世界的牵制，本就不大，现在则被法律限制居住于一州境内，这个六尺之躯，宛如被绳索紧紧捆缚，辗转偷生，岂能容忍？
然而天下事没有绝对的得失，失之东隅者，未始不能收诸桑榆。苏轼原是生长在农村的一个青年，入仕以来，世俗的繁忙，吏事的压迫，焦劳愁苦，日不暇给，使他久违了素所亲近的大自然，使天赋的一腔艺术气质，几乎全被扼杀了。现在却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体会大自然里各种不同的情趣，使他尘封的灵性，渐渐觉醒。
看完田，归家路上，天气突变，忽然下了大雨。他们一行，本来带有雨具，看看无用，先已叫人带回去了，这时候，除了挨淋，没有别的办法。同行的人，个个淋得非常狼狈，独有苏轼似乎不觉有雨，照样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晴，他很为自己保有这份坦荡的心怀而得意。作《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阕词，是《东坡乐府》里的名作之一，音调铿锵，节奏恰如潺潺春雨，平和、洒脱而又宁静。
人生，有追求就必有失落，人如不能忘情得失，他的心便永远平衡不了，心理不能平衡，痛苦便如风雨一样，四面八方地包围了你。惟有这饱经世患的诗人，在雨中举步轻行时，他心中根本没有晴明，所以也就无所谓风雨。人间一切变幻无常，唯有超脱物外，才能一尘不染；唯有安步徐行于大雨中的人，才能“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坦然归去；有这样任天而动的襟怀，才令人望之如神仙。
放逐苏轼，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神宗渐悟苏轼并没有“讥讪君上”的意思，不过是执政们给异己者扣上去的一顶高帽子而已。然而宋朝传统的台谏制度，皇帝有必须接纳谏言的义务，而新政是国家的既定政策，也不容反对议论肆行流布，基于这两个政治之现实的情势，神宗不得不暂时牺牲苏轼。
第七章 飘泊江淮
最后由东林长老陪往西林寺。苏轼一路观察山景，峰峦重叠，不但距离远近，形势向背，各有不同的容色，而高低起伏，姿态互异，更是变化无穷。苏轼这几日来，看山所得，不仅是美感上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重解悟，得到了一重隽妙的见知。《题西林壁》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实，这首小诗，千余年来，成为家喻户哓的名言，并不因为它于文学上有何特别优异的表现，也算不得是禅门的机锋，苏轼只是拿庐山的变化来印证一个人间的认识，然而，即此认识，便是无上智慧。
人们所见事物，往往只从自我的感觉出发，把自我的心作为衡量世间事物的标准，因此，所见事物，便无可避免地着上了主观的色彩和感情。譬如杜甫诗说“感时花溅泪”，只因他自己在感伤时事，所以觉得花也陪他溅泪，如由另一个登徒子来看这同一朵花，也许他所见的正是“露滴牡丹开”的好景。
所以出于我们感官上所见知觉闻的一切事象物相，并非事物本身的真实，只因人们惯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一切看法想法，都难摆脱自私的成分，即“身在此山中”这一大魔障，造成主观的蔽锢，说是我所见的庐山，事实上只是透过庐山看了他自己。世人都以如此“自我中心”的虚假认识，做“自以为是”的价值判断，因此造成这个现实世界中无穷的冲突与祸患。
世人在这个自我中心的笼罩下，以为万物皆须为我，花须为我娇艳，山亦为我作态。其实，这不是“认识”，只是我的幻觉，一旦这种幻觉破灭的时候，人类的命运，就只剩下一大堆的虚空和痛苦。
苏轼能够离开“身在庐山”的立场，来看庐山，便是他的绝大聪明。他能以平等心来看庐山，使我与山，山与我，一体俱化，共同成就万物与我一体的理想生命，创造有情的世界。
一个政治家，一旦从热烈的政治生活中冷静下来，不免回顾生平，牵扯出种种前尘往事，常为自己作下一个残酷的结论。安石自嗟这一腔救国救民的抱负，何以竟不为当代的先达和老成所接纳，血心创造的种种新政措施，又不能获得大部分正人君子的合作，孤军奋斗勉强打下的一点新政基础，而又后继无人，是不是他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无情的东流，将来历史上又将如何描画他呢？他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了解，怎能避免后人的曲解或歪曲？一向强硬的安石，也不禁惶惑起来，一种突然产生的孤高的寒意，侵袭着他；一种无助的失落和悲哀，淹没了他
苏轼一到金陵，即遭殇子之痛，还来不及去晋谒荆公，荆公却已野服乘驴，到江边来看他了。
苏轼不及冠带，出船迎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礼岂为我辈设者！”安石洒然笑答。
这两位个性不同，但是一样伟大的人物，不论从前身在政治漩涡中，曾经有过若干是非，多少摩擦，而今事过境迁，金陵重见，则两人都已退出了那个混乱而又充满喧嚣的政治舞台，彼此皆是台下的闲人了，回首前尘，恍如噩梦。现在，悠游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来看待苏轼，苏轼则以前辈敬视荆公，无拘无束地晤言一室之内，不觉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悦。
又劝苏轼就在金陵买点田地，寻所住宅，先把生活安顿了，然后才能读书治学。安石这番意思，非常明白，他希望苏轼留居金陵，和他作伴，苏轼也为之非常感动，作《次荆公韵四绝》中，有一首是：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面对这伟大而又孤寂的老人，想起“逝者如斯”又不可追的过去时候，有许许多多可以后悔的地方，所以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轼真诚的忏悔之辞，是他经过御史台狱的锻炼，经过黄州五年，沉痛的反省之后，才说得出来的真心话。荆公得此诗后，也很感动，惘然道：“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
苏轼回想熙宁年间的荆公，怀抱一腔救国的热忱，执持理想，那一份勇往直前的勇气，着实足以令人敬佩。曾几何时，如今只是个衰病而又孤独的老人，驴背行吟，蹀躞于钟山道上，不禁付与无限的同情。
苏轼来时，正是河豚当令的时节，据说这是一味千古无双的珍馐美味，它有鱼类的鲜嫩，又有豚肉的腴厚，尤其腹内有膏，色白，俗名“西施乳”，风味只可想象，不能言传。苏轼对此念念不忘，甚至当他题建阳僧惠崇所绘《春江晚景图》时，竟将春花春水江南一时的美景，都拿来做了河豚鱼的配角。如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第八章 风雨京华
历史上母后当政时代，常见朝纲不振，大权旁落的现象，或则奢逸享乐，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摄政的这三位母后，却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誉后世。
谋自己出，适便小人逢迎，不幸而为范纯仁所言中。更不幸的是古往今来，凡是拥有权势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人伟大到能够排斥小人的阿谀奉承，贤如司马温公，亦属不免，可为浩叹。
苏轼擢升中书舍人，还不满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间，又蒙太皇太后诏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金马玉堂的翰林学士，位三品，是侍从近臣中的高阶职官，地位超越给事中、六尚书。
翰林故事：学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双双引至朝堂而止；给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状，只以尺纸直书其事，品位清华，从可想见。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间，但凡听到有人新任翰林学士，便称“一佛出世”，其于世人心目中的尊荣，竟至如此。
宋朝取士太滥，粥少僧多，爵禄的竞争，非常激烈。司马既亡，他们为要维护既得的权位，非常自然地结成集团，政治上一经分成派系，则党同伐异，势所必至。人如过度执着于权势利禄，就会牺牲政治原则，变成一大堆不问是非的政治动物了。
司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苏，本意在于利用他们学术上的地位、声望和才华，来辅翼他的经国大业。洛学的程颐，本是中原理学的重镇，道德学问，为世表率。然而一个人的学问愈高，他的知识范围便愈专门，观念就愈固定，他的经验和思考几乎完全偏在理论和概念方面，与行政业务的相关性就非常薄弱，对于现实政治的了解，实际社会的知识，常常不如一个平常人，何况还要高自崖岸，架子摆得很大，官场上的人事摩擦就从此发生。所以自古以来，学人从政几乎命定是要归于失败的。
苏氏家学，本于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评的特质。苏轼是非观念之强，也实不下于司马光，疾恶如仇，坚持小人之防，努力保卫元祐朝“贤人政治”的原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与人妥协，好用激烈的语言文字，扫荡脏乱。
这样做，必然要与现实的权力世界，发生直接冲突，使自己在政治社会中变成一个可怕的“异端”。异端固常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他本身则将遭受无穷的迫害，何况他的言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何况他有不可轻视的主眷。
怨恨苏轼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确、吕惠卿等辈；而司马门下所结成的那个官僚集团，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苏轼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据说，争论役法后，司马光生前就有将他“逐外”的意思，而现在，他的门人们自知声望不如他，帘眷不如他，不得不结起伙来，对付这匹政治上纵横难驭的野马。
苏轼作吕惠卿告词，辞锋那么凌厉，怨已结得不小，这人目前虽然失势，但党羽布列内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潜力。政治变幻无常，一旦机会到时，隐忍的怨恨，都将变为报复的利刃。
这还不算是眼前的对立，最糟的是二苏又得罪了数代簪缨，父子弟兄相继为相的豪门——颍昌韩家。韩家的门生故吏，此趋彼附，本属一气，在官僚政治的结构中，具有极大的势力，得罪韩家，等于得罪了掌握实际政权之官僚全体，二苏的祸患，从此便连绵不断了。
元祐与熙宁不同。熙宁党争，一方面为要实现新政理想，一方面则为维护传统的安定，虽然双方争得剑拔弩张，“喜于敢为者，骂别人为流俗，乐于无事者，诋他人为乱常”。双方都不免意气用事，但其指归，皆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争者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计，不为个人争权夺利。而元祐朝士不同，党争的目的，只是职业官僚的排斥异己，政治上的夺权运动而已，所争者皆是细事，并无一定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击，纷纷叫嚣，尽是权势欺凌而已。
第九章 书斋内外
定国有一歌姬，姓宇文，名柔奴，眉目娟丽，颇善应对。其家世住京师，从定国南迁，苏轼后有一次问她：
“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柔奴回答。
这似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在一个体验过忧患的人听来，却如针刺要穴，凛然感到语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慧，特地为她填了一阕《定风波》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京朝不如穷邑，衣冠不如市井。苏轼内心的感觉，真是冠盖如云，而一身孤寂。
第十章 杭州去来
北宋当年，杭州还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城，不能与京城开封相比，要到南宋建都于此，改名临安，它才繁荣热闹起来。祖居钱塘的周煇，在南宋时听故老传说从前的杭州：“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巨，更无障碍。……”
苏轼大为称赏，以后同游又共同工作，益发敬重他的人品，称之为英伟冠世的慷慨奇士，将他比作孔文举一流的人物。景文是刘壮闵公平的少子，有兄六人，皆已亡去，而景文时亦五十八岁，垂垂老矣。苏轼名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人之为学，本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须广泛吸收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思想，应自勤读中求取；到得成熟阶段，必须把自己从别人的知见中解放出来，用自己的头脑，作独立的思考，然后才能建立自有的创意，发挥自有的感情。这第二个“不观一书”的阶段，正是运用想象力的创造时代，秦少章此一忠实记录，非常重要。
元祐后期的政事，已经颟顸到了这种程度，官僚只会争夺权位，粉饰太平，对于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关心，甚至是他们的忌讳。太后诏求直言的结果，竟然如此，史言“元祐之治”，亦不过尔尔。
苏轼在杭，兴作水利工程三项，都由博采众议而成，认为自己不过“画行”而已。即使在上报朝廷的奏疏中，他也一一陈明计划创议者是谁，监工督役者的现职和姓名，不论官职如何卑微都不抹杀他们的劳绩。长官不攘功，足以使人人乐于效命，使一切人才皆得出头。看似一个起码的条件，但是古往今来官僚社会中具有这种气度的人，似乎也不多见。
越州太守钱勰（穆夫），几于同时被召，从班再知开封，苏轼作《临江仙》送他先行。对于仕宦生涯的奔走四方，他深有感慨。如言：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司马光逝世后，刘挚乘时崛起，招徕羽翼，排除异己，成了官僚集团朔派的领袖。任何政治制度，只要一有派系存在，为了维护集团利益，政治上一切夺权现象，都是免不了的，尚非国家之患；但是大处不该违背立国的原则，小处不该违背个人立身的本末。
小人唯利是图，利之所在，六亲可以不认，何况朋友。
这场风波，以两罢来作解决，正是元祐朝一贯的作风。司马光逝世后，职业官僚当位，一切以巩固利禄为先，以和光同尘为手段，再也没有政治原则。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挡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拼。垂帘听政的宣仁太皇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纪的老夫人一样，凡事但求平静，碰上争执，不问是非，一味平抚，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业，太平无事，只等皇帝长大，便可以还政。因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贤奸杂进，一切都不是司马当年的理想了。
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苏轼一生有三大目标：一是艺术的创造冲动，二是善善恶恶的道德勇气，三是关心人类的苦难。这三者，构成他的生命热情。做地方长官，不仅可以避免小人的围攻，脱逃个人的祸患，最大的好处是亲民之官，至少有机会为老百姓做些事情，清弊除害，直接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人命
税务官以“超收”为功勋，官与役一处分钱，为现代人所习见的常事，但是宋代的苏轼却大为诧异。
人间的得失，实在非常虚浮，世事变乱无常，咸阳道上的英雄，也许是从前在你家养马的厮役，忽然拜将封侯，造起大宅第来了；负贩的买卖人，竟成了社会上第一流的人物；所以我辈中人，就不得不安于寂寞了。苏轼自嘲醉梦未醒，年力已经这样衰疲，却还在玩沐猴而冠的把戏；技穷的优伶，还要被强迫登台。此诗意境非常苍凉，不是对王巩这样的患难之交，苏轼也不敢倾吐这一份身世的沉哀。
读陶者，若不了解他对社会现实的基本态度，若不明了他这一生的经历背景，从情感深处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头，便不能完全领略他的诗意；不能了解诗中之意，当然读来“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须阅历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领会陶诗非但不“枯”，且不尽平淡。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
少年时代，那么辛勤地苦读；学成之后，又那么忍寒挨饿，奔波道路。当初以为政治这东西，具有无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类的疾苦，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纵然吃足苦头，也抱着极大的信心，要将一腔热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类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参与的现实政治却是那么丑恶，不但抱负成空，而且并不容他。这眉州的农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虫之化蝴蝶，添了两条翼翅，适足被网胶黏；又如雀入大水化为蛤，再也不能远走高飞，回不了老巢。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谬误。
依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君权是至高无上的。为防止绝对的君权发生权力泛滥的弊害，儒家只能从两个方向来约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来作精神上的限制，这就是汉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体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来把皇帝塑造于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辅弼圣学”。这些努力虽然并不产生决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够驯化权势，尤其对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常常大于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闰之夫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苏轼曾在她过生日时，取《金光明经》的故事，买鱼放生为寿，并作《蝶恋花》词一阙：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苏家用一小吏高俅，颇工笔札，本来打算送给曾布用的，曾以他家办文书的人已经多了，辞谢不受，苏轼便将他托付了驸马都尉王诜。
高俅得意之秋，苏轼早已下世，然而他却富贵不忘旧主。苏家子弟入都，据说他给养问恤甚勤。有说徽宗后期对苏轼身后各种禁约的宽容，高俅与有力焉。可见小人有时也会做一两件小善之事。
苏轼在定州这段时间，中枢政变这一股强烈的气流，弥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闪电已亮，轰雷即至。朝廷内外，阴霾密布，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
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围了青年皇帝，个个摩拳擦掌，只待重登政坛；元祐旧臣，只能泣血谏宣仁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希望意气用事的皇帝，万一能够感悟。
这场政治上的败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已难望挽救。从来历史上的变革，被变革这一方面的政治人物，必须承受任何残酷的后果。苏轼只能默然，坐待命运支配。
所谓“专用此术”，从另一方面足以证见苏轼虽在语言文字上受尽挑剔，吃足苦头，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实在无懈可击，否则那么众多的耳目，寻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实在苦于没有材料也。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宋不杀大臣，大臣负罪，以贬谪岭外为最重的惩罚。
苏轼竭力挣扎，就是要挣脱这三十多年来的邯郸大梦。但是梦虽醒矣，却发现自己已被政治迫害所捆缚，茫茫来日，不知将有怎样的命运来到，仍然不免有心如“挂钩之鱼”那样的痛苦与焦灼。一天，他从嘉祐寺徒步上山往松风亭，山径陡峭，足力不济，坐在路隅休息时，忽然得了彻底的解悟。作《记游松风亭》短文曰：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渊明晚年，气概不衰，仍然是个不为时移、不为势屈的倔强老人。苏轼认为渊明这种性情，颇有与自己近似之处。
经历挫折，而皈依自然，渊明诗《归田园居六首》，最能表达那份与自然同乐的精神。兹举其第一首为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些诗篇，给予苏轼非常强烈的共鸣，因此下定决心，尽和陶诗。
苏轼之再贬儋耳，据传祸起于他《纵笔》一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被章惇看到，惊曰：“苏某尚尔快活耶！“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与弟海滨诀别，凄然渡海。不料自此一别，这一对历史上著名友爱的兄弟，就再无机会见面，真成永诀了。
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
元祐臣僚，几乎无人不遭谪逐，而远窜海外的，却只苏轼一人。人莫不自负有才，莫不好名，而才名相累，竟是如此苛酷，此所以苏轼对于《庄子·山木》篇“材与不材”之说，怀着甚深的感慨。
政治这东西，一朝变成个人权力时，就没有不被滥用，亦几乎没有不血腥满地的。实际政治像头十分饥饿的怪兽，永远要吃掉其他任何东西，无休无止。
在此黑暗时代，民有二蔡（蔡卞、蔡京）二惇（章惇、安惇）之谣。二蔡二惇固然罪可通天，但是哲宗惑于女宠，将权力授于豺虎，而昏愦不省，终是不可原谅的。
海南“百物皆无”的生活环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粮——书物的匮乏，对一个读书人所造成的威胁，像失落灵魂一样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象的了。
不过，陶苏二人经验不同，天分有别。渊明意主澹逸，诗语“微至”已足；东坡豪迈，故多豁达之辞。所以轼虽和陶，而意境不同；苏轼学不到渊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诡陆奇的达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们眼前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闲气静，眉目清澄，语言全从平凡的情理出发，令人觉得可亲；一是做过大事、经历风涛的豪士，眉宇轩昂，英气内敛，辞锋犀利而坦率，令人觉得豁达。前者是陶潜，后者便是苏轼。
第十四章 北归
游是个多情种子，落拓的宦途，飘泊的生涯，哀伤的恋情，不断折磨着他，使他变为一个伤心厌世的词人；到被谪官郴州时，心情更苦，词境就更凄怆，如《踏莎行·郴州旅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华南地热，时方早春，而岭上梅花却都已结子了。苏轼作《赠岭上梅》诗，豪气依然不减当年：
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金山寺中，原先留有李公麟所绘苏轼画像，此时自题一诗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最后的仕历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谪后，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墓志说：“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
著作有《易传》九卷、《书传》十三卷、《论语说》五卷，《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
苏轼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眼前。
人世从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评，带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必有勇气为天下先，担起这份艰危的职责。他们必须特立独行，不为世俗所蔽，不与现实妥协，勇于挞伐社会中现存的成见、迷信和一切腐旧的功利思想；更须奋不顾身，向已经建立起来的权威挑战。
所以，如无这种使命感，而且乐与世俗同化，追求物质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惧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具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权势低头，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要说的话，就痛痛快快说出来；要哭要笑，就大声哭笑。他们是观念的行动人物，所以从来不屑瞻顾，更不稍自掩饰锋芒。
然而，总是披着虚伪外衣的现实社会，怎能容忍如此认真的异端存在？尤其是最现实的政治社会，更不能听任一个异端的言论散布四方，动摇权势的架构。
苏轼一生，几与祸患相终始，其故即在于此。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大帝国，苏轼生在这个知识广被推重、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故能以生长于西南偏鄙之地的一个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崭露头角；但是宋代的文化虽然灿烂，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现实政治却并不理想，使一个原想出山“求为世用”的“凤凰”，成了被人人厌恶的“乌鸦”。
苏轼从政以来，与实际政治的当权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发生过冲突。王安石、吕惠卿当权时，他是反对新法的尖兵；司马光做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为了差免役问题发生争论，几乎要遭排斥。不过王荆公和司马温公，都还是各有政治原则的伟大人物。及至刘挚为相时代，大家只为权势利禄自谋，他之发动台谏，围剿苏轼，只是怕他夺位而已。苏轼对此只有一片“破琴之梦”中的悲悯而已。
苏轼的伟大，在于他有与权力社会对立的勇气与决心，一则得之于知识力量的支持，二则出于“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份天赋的豪气。这两种气质合起来，造成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这气概，虽然使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然而，自古以来，幸福和伟大，常不两得，自由与安全，亦无法两全，苏轼之必须成为悲剧人物，几乎是必然的命运，但他也和苏格拉底一样：“果是天意如此，我很乐意接受。”
“人间何处不巉岩”，人生本就充满痛苦。苏轼文字中，充满种种超脱的譬喻，都是他纾解心理压迫的良药，因此使他成为烦恼时代里勇气和乐观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学习他的豁达，度过心灵的黑暗时期；使幸福的人，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人，生出同情与敬佩。
苏轼笔下，元气淋漓，不但波澜壮阔，而且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时而把人带到永恒的边缘，蓦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来的读者，惊呼：“东坡，其仙乎！”
古来诗人，被称为仙者，只有李白和苏轼二人。自贺知章称太白为“谪仙”后，“诗仙”几乎成了他的专衔，妇孺皆知。第二个被称仙的诗人，只有苏轼，曰“坡仙”，因他曾梦仇池，又曰“仇仙”。
本文作者: Uyou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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